中国需要契约精神

                                           ■本刊记者　周程　实习记者　齐芳


当宗庆后绑上所谓的“民意”，举起“国家经济安全”的大旗，向合作了11年的法国达能宣战时，王巍却像是纯粹的看客评论着这位备受关注的民族企业家，“娃哈哈事件不过是江湖作坊与现代企业的冲突,连江湖的规矩都没有履行”。虽然记者预见到他会依据法理与市场道德来评判娃哈哈和达能的对错，但他的评价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他说：“娃哈哈的事情已经闹了一段了,除了宗总自己不断地高调叫板外,我们只看到娃哈哈员工们和经销商们的效忠信,也看到了几个地方政府的支持函.好像并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簇拥者.当然,网络上的愤青们必定会乱扔些石头了,其中误伤宗总的也不在少数.专业人士们几乎都不置一词,的确是无从下手，他们看不到有起码水准的理性愤怒,只是絮絮叨叨自相矛盾的怨恨。我的问题是,到底谁让我们一向尊重的宗总蒙羞?”王巍这样的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从去年的向文波到今年的宗庆后，我们从民族情绪的狂热鼓噪中究竟领悟到什么呢？当媒体和愤青们为各自的理念吵得一塌糊涂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倾听来自专家的声音呢？在这场大讨论中也许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解和传统的认识有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思考会把我们带向理性，这正是我们采访王巍的原因之一。

记者：你一直在说，要有契约精神，那么通过娃哈哈事件，如何理解“契约精神”？

王巍：我们这一代人经过了整个市场转型时期。对一个国家来说，市场转型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过去关注改革都比较沉重，谈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变革，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强势理性的思维往往会给改革者过分的自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干的是最伟大最崇高的事业，帮助人民进入新的阶段，而这一武断、强制的理念就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变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但实际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微不足道的。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很多情况不是体制改革，而仅仅是去调整、理顺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商业与市场是多元因素在其中起作用进行交易与交换的一个过程，这个交换的过程要达到大家可以计算、判断和衡量，就需要存在一种最基本的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契约。契约精神是维持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进行理性判断、预测以及比较的基础，实际上，契约精神恰恰是一个商业社会最基本的文化，是基因，而我们中国向来缺乏这种文化，缺少这种基因。士农工商，商一向在社会中处于最底层，所以认为这种基因并不重要，使命更重要，其实基因是同样重要的，所谓这种基因就是商业契约精神。商业契约精神实际很简单，就是说话算数，一旦作出了承诺必须要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我们在经济改革早期过程中都有使命感，走到今天使命感已经不够了，要靠所有能够活跃市场经济的细胞，这些细胞我们又严重缺乏。我们整天看到的都是不履约，从个人不履约、企业不履约到政府不履约，不履约带来的结果完全是破坏性的。作为政府更要履约。比如徐工收购，不管外国人怎么不对或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是毕竟他们是按照中国的程序走下来的，按照所有中国的合同程序办的，不能因为感情问题，或是带来社会所谓经济安全问题， 就可以推翻契约。可能这个契约我们亏了，那么可以在下个契约中重新考虑，原本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但我们不是，基本都是毁约，包括德隆集团垮台，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失约。当年德隆向银行贷款了5个亿，突然让提前还，可是贷款凭什么要提前还啊？贷款提前还不了，就要强制抓人、送监狱，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至于企业不履约就更多了。

记者：可否为我们剖析一下企业不履约的最典型的事件？

王巍：最典型的就是最近出的“娃哈哈达能事件”，关于娃哈哈我看到了一些采访，虽然实质上的东西我了解得不是非常清楚，但是从语言上看是煽动民意，用“八国联军”这样的词汇来绑架人们的感觉，好像娃哈哈怎么样了，中国人民就会被损害了。这就是个大问题了。在商不言商，谈政治、谈民族、谈感情，这就错了。最让我惊讶的是宗庆后在公开地这样表示的同时，娃哈哈的全体职工代表发表声明，有组织地进行抗议、请愿，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公然写信介入企业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个完全的倒退。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个媒体在批判这件事情，至少要批评政府没事别掺和。这里政府所关注的，估计就是娃哈哈在当地设厂能解决当地就业，说达能不支持西部开发。但是达能为什么要支持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是中国的大事，达能作为一家外国公司没有这方面的义务。还有说达能当初设置了骗局，坑了娃哈哈。这些语言都是非常恶劣的。10年前，如果没有达能，娃哈哈能走到今天吗？这叫什么？这叫过河拆桥，背信弃义。中国如此著名的企业家这样做，让我觉得非常震惊。虽然我们也非常注重国家经济安全，但是用国家经济安全这样一个伟大的口号，煽动民意是很危险的。这几年来，我们能看到不少类似娃哈哈达能这样的事件。

记者：目前就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他们的契约精神是一个什么状态？

王巍：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资源、资金和经济实力，更需要商业精神，这是市场最基本的因素，对此我们还缺乏理解。我们要懂得这个最基本的精神，或叫文化。过去我们都讲言必行、行必果，就是这个意思。之所以现在缺乏契约精神，不讲规则，这和我们的整个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田忌赛马的故事，我们会觉得中国人聪明，其实田忌赛马是违约的，赛马是有规则的，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但是田忌却使用了下马对上马、上马对中马、中马对下马。假使将这种赛马方式放到讲规则的市场经济中就是不讲规则。在与外国企业进行收购的过程中，我们宣传中国人如何聪明、智慧，但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最重要的，商业契约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底线。拥有了商业契约精神之后再去研究智慧，不能整天研究怎么耍小手段，不讲规则、讲聪明智慧，这是很阴暗的。这次在天津召开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就是要培育这种契约精神。这个会议，虽然熙熙攘攘，人多的像大集市，看上去不是很像样的资本对接、签约市场，但是成千上万家小企业家互相来谈论问题，我要说的是，在大量企业有选择情况下，有着大量博弈，这就形成了规则，形成了契约精神的基础。因为选择多，你不和我讲信用，我可以和别人讲信用，这样很多企业竞争，谁有信用就和谁合作，就会形成业内规矩，形成一个圈子，谁不讲契约，谁不讲信用，就被这个圈子踢出去。过去这样的会议是政府组织的，不讲信用的人在里面骗了就骗了。但是现在不同了，是市场行为，契约不是教育出来的，是在市场竞争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人不履约不是道德问题，企业不履约就会使经济上遭受损失，就会出局，所以从道德上教育人是没有用的，需要经济上的制裁，还有舆论上也要转型。我们的主流媒体强调加入全球化，都说得很雄伟，要具有社会责任感，要建立公民企业社会，要做全球500强，目标都很宏伟，但是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目标都放下来，不要谈这么大的目标，谈些遵守规则的基本问题。中国人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进入国际。全世界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最怕中国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不断变化、不可测、不透明，中国现在世界上的形象就是这样，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不预测、不透明、话不说透，说话含糊、搞深沉，这些为今后毁约创造余地。中国为什么要深沉啊，因为要给自己留出不断变通的余地。中国人太能变通了，不断变通，这个变通的结果就是没有规则。所以我们看外国人都很单纯，其实我们把外国人也玩得很厉害，这30年来我们吸收了很多的国际资本，不要光看到外国制造了骗局，中国人骗外国人的也不少。可是骗了外国投资者，中国人本能地觉得好，光宗耀祖。这样看问题对国家没有好处，被中国诈骗的外国企业有之，但是没有哪家媒体把这个当作大事，没有。但是中国人一旦被外国人骗了，民族主义情绪、本土情绪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不公允。像达能事件，中央政府就做得很好，没有轻易出手，这是企业和企业的事情，地方政府作出反映，因为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了。

记者：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看待达能事件中引发出来所谓的经济安全问题呢？

王巍：我们现在经常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很快，都感觉很牛，但是，要知道有家喻户晓的金砖四国，我们只是其中一国而已，而世界范围内又岂止金砖四国在发展，大家都在发展，各个国家的状态都很好。其实是中国自己在夜郎自大，觉得咱们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了。但是，看看我国的外汇指标，有多少外汇投资到中国?是投资到外国的子公司里的，却算到我们头上了。问题就出来了，说中国经济崛起，我们用什么来支撑？去年出了个电视大片叫《大国崛起》，我看了以后感觉很失望，因为没有谈资本主义精神，没有这些市场制度中国怎么能够崛起呢？《大国崛起》中谈到俄罗斯的崛起归结到3个人的个人事业，是他们导致了大陆崛起，这不是开玩笑吗？看完这部片子会让人产生一种廉价的感觉，就是觉得关于崛起的所有条件中国都具备了，我们该崛起了。我认为，没有民主精神，没有真正市场经济精神，这个大国还是发展不起来，全球经济在中国这个地方崛起不等于中国的崛起。大家去年争议我们并购公会搞的一个工商联提案，很多人都说我们工商联提案是打击外资，因为我们谈的是国家经济安全底线，中国经济必须加入全球化才能安全；政府应当大力扶植本土全球化公司，而不是垄断国企；国家安全不是政府的判断，而是市场能够和政府的共同判断，是双方博弈，不是政府自己说了算。过去很多做法都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所以，我们强调的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是打击外资、打击全球化，我们是要拥抱全球化，要把国家安全放在市场、放在全球化基础上、放在共同博弈的基础上，而不是泛泛的，以国家经济安全为口实，行巩固垄断、保护落后之实。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记者：在现有的市场契约环境中我们要关注什么？

王巍：首先，就是政策博弈的效果大大减弱了。包括股市，大家都知道，不是靠几个政策、谁说几句话就可以玩了。这是一个大的变化，因为政府手里的资源越来越少了，市场范围越来越大，将来如果政府不处于市场中，它就会被边缘化。政策博弈是有的，建设部发的文当天就收回，这种事情多了，我们都知道关于外资方面70号文和11号文就是完全相反的，国土局161号文和40号文完全相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相反的文件出现？因为他们知道都要站不住脚了、都开始拼命抓自己的权力，也就不协调了。政府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同时还要谴责企业家搞短期行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都没有长期计划，企业凭什么要有长期计划啊！国家在投机，企业家凭什么不投机？这就是社会的大环境。其次，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最大的好处是在全球范围内来做价值评估，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国内觉得很牛的公司到外边却没人要，国内不当回事的企业在外边可抢手了。像阿里巴巴、百度，在中国根本就融不到钱，但美国人就看好。像我们不看好的张朝阳，全世界都欢迎他，这就是价值的评价体系不一样。另外，金融工具与公司构架复杂化，企业家领袖魅力展现了，过去根本不需要什么企业家，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党的安排。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出现了柳传志、王石等一大批知名的企业家，企业家出现了魅力个性表达，包括了他的视野、激情和才技，今天是中国给企业家提供了舞台，有魅力的企业家出现了，而企业家是个创新过程，就是不断地靠个人激情、个人创造，不怕失败，不怕摧残，前赴后继往前走，这样才能成功，企业家必须有非常坚强的信念。

记者：前不久在天津召开的2007中国国际融资洽谈会和2007中国并购年会，ACG的一些会员参加了，在此前您与天津政府去美国路演，与美国方面有很多接触，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王巍：美国有很多基金都想参与“中国概念”，那他们就觉得很有面子了。我觉得其中很多基金不是很大，但这正是中国需要的，应该把这些私募基金引荐到中国。但是中国人都喜欢大的机构，像KKR这样几百亿资金的机构会觉得比较好，但是这样的机构一般都和中小企业没有关系，人家看中的是大企业。美国很多基金比较小，那么我们就争取到几十家来天津。我的体验是资本是一只堂前燕，是可以飞入平常百姓家的，资本交易不都是巨型的堂前燕，如何把那些堂前燕引入百姓家？那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洽谈会的方式，让这些中小企业与基金来见面，这么多的小资本来到中国与中小企业见面，这是真正有意义的，可以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享受到资本国际化的机会。天津市长戴相龙有一句题词“参与全球资本流动”，在融洽会参与资本流动，就是参与全球资本流动。今天论坛的模式也是最简单的契约精神的体现，这就是大家商量寻求双方的利益平衡点，没有人按住你的脑袋要求你必须和谁恋爱，按照资本运作的思路去谈，没有人逼迫你去做什么，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增加自己的选择。我个人感觉这次会议的独特意义就是资本这种很神秘的、强势的东西能够流入平常生活，特别让中小企业受益，这在中国的各种会议上是看不到的。
　

                               海泰-戈壁联姻创建中外风险投资合作模式
                                                   ■本刊记者　艾亚


记者：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被批准在金融体制、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开放、金融监管等领域先行先试，并享有相应的配套优惠政策。而天津市政府把直接融资作为先行先试的首选领域，并建立了全国第一支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基金。时下海泰-戈壁滨海高新创业投资基金的建立，应该是金融领域先行先试的又一次全新尝试。对此，您能否具体谈谈。

刘向东：作为中国金融创新的引领地区，天津滨海高新区不仅将这次合作看作是为新区内高科技企业提供经济支持的一种方式，更把它看作是金融服务行业的又一次全新尝试。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及海泰控股集团希望通过这一合作，建立园区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与环境。在为园区内创新型企业带来海外资金与先进经验的同时，发现与培养本土的创业投资人才和氛围，推进创业投资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天津海泰控股集团高度重视滨海新区金融创新工作，集团董事长宗国英多次强调，要求海泰投资加大力度，在直接投资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为未来滨海高新区金融创新工作奠定基础。海泰投资希望通过与戈壁这样的国际领先的风投机构合作，带领更多的企业走向更大的成功，同时，海泰投资也希望在继续扶植初创型企业国内上市的基础上，利用戈壁的海外背景与海外市场实现充分对接。戈壁有着与国际战略投资人成功合作的丰富经验，海泰科投与这样经验丰富的国际风投合作，定能为所投资的企业发现更多的发展契机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为海泰提供更多了解和开拓新领域的机会，为天津滨海新区创立优秀的创投生态系统，从而达到真正多赢的局面。

记者：以中外合资的方式设立创投基金，作为一种尝试，您怎么看？您认为这种模式对推进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创新企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刘向东：首先，这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得吸引外资成为可能。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4%，是世界上最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国内科技型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速，全国民营科技企业总数已逾14万家，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了丰富的项目资源。外资虽然看好中国，但毕竟对于中国的人文环境还不大熟悉，对于中国的商业运作模式还不能适应，缺乏在中国投资的基本经验和关系网。他们要在中国开展投资业务就有必要与中国本土的风险投资家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雇佣中国的风险投资管理人员，一种是与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合作。
中国的创业投资经过20年的发展也已逐渐走向活跃和成熟。据统计，2006年中国创业投资的总投资金额为17.8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投资案例数也高达324个。此金额较2005年大幅增加了45%，也使中国超过了以色列，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创投资本的国家。2006年，在中国大陆活跃着45支新募集的创业投资基金，总募集金额接近40亿美元。共有39家由VC/PE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成功上市。2007年第一季度，中国创业投资稳中有升，共有67家企业得到创业投资机构4.19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高于去年同期的42起案例和3.34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在67起投资案例中，外资创投机构在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上都依然遥遥领先。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外联合投资机构的投资案例虽然只有6起，但投资额却达到了7372万美元，占到总投资额的17.6%，平均每起投资额达到1229万美元，远高于外资创投机构平均每起投资808万美元的规模。伴随着中国创业投资政策环境的逐步完善，加大与本土投资机构的联合已成为外资创投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重大转变方式。而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更是吸引了众多的知名投资机构来天津寻找新的投资与合作契机。
海泰-戈壁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就是要充分发挥内外资双方的资源、渠道、资金、品牌、投资经验等优势，实现资源互补；同时，利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有利时机，发挥好创业投资的投融资管道作用。这对于提升本土的创业投资管理水平，缩小与国际创投机构的差距，推动天津地方科技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知名创投机构来津发展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海泰-戈壁创业投资基金的规模、管理模式和投资领域。

刘向东：好的。海泰-戈壁创业投资基金由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戈壁合伙人公司合作成立。基金一期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可增加至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在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基金管理模式为中外合作平行基金管理模式，由合作双方在天津合资设立海泰-戈壁滨海高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托管理合作基金的创业投资业务，结合双方优势及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未来天津滨海高新区的重点发展产业定位。合作基金的投资领域为高端信息技术、其他高新技术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等。

记者：您刚才谈到基金管理模式为中外合作平行基金管理模式，这应该是外资创投在中国开展创业投资业务的一种新型合作模式，能否做一下介绍？

刘向东：所谓平行基金就是在海外和国内分别募集两个规模相差不多的投资基金，通过有共同利益的管理公司把两个基金模拟成一个基金进行分配和清算。平行基金解决了海外资金由于外汇管制和资金退出困难而不愿意进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国内资金无法出国门的困境。解决的方法是通过合约的法律约束进行政策规避，充分发挥双方在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共享投资利益。这一基金管理模式解决了项目的货币双向选择的需求。比如有大量的国内项目希望投资人能够用人民币投资，而某些准备以红筹方式到海外上市的公司又希望投资人用美元直接投资到海外。

记者：平行基金的操作模式是怎样的？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

刘向东：首先，在平行基金模式下，国外创业投资机构在中国境外建立一家创业投资基金，国内创业投资机构在国内建立一家创业投资基金或公司。 原则上，这两家基金平行存在，在法律上各自独立。但这两家基金在相互磋商，确立合作意向的基础上，共同在国内建立一家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并委托这家公司同时管理国内外这两只基金。
接着，双方在国内共同建立的这家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开始执行创业投资家（GP）的职能，管理公司并负责寻找项目，审核项目，尽职审查。一旦投资项目确定，即向境外基金和国内基金同时推荐项目，申请所需投资的款额。投资后，管理公司直接参与所投项目企业的运作及管理，帮助其成长。必要时，管理公司也积极帮助所投企业进行再融资。待企业成功后，可以采取境外上市或国内上市, 境外基金和国内基金（公司）可以通过股权协议转让的方式顺利完成退出。
这种模式的主要优势有这样几点：第一，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暂时不能自由兑换，资本还不能在境内外自由流动。而这种模式下，境外资金储于境外创业投资基金，国内资金储于国内创业投资基金；在未投资前，创业投资资金没有大量的进出问题。第二，中外资金各有自己的投资基金，在资金被实际投入之前，这些资金基本上仍在各家手中掌握，风险相对较小。第三，中外双方各派自己的资金管理人员，有利于优势互补，取长避短。第四，退出方便。创业投资所投项目可以选择在境外上市，或境内上市。如在境外上市，外资直接实现退出，而中方将所持股份卖与外方，从而实现退出。如在境内上市，中资直接实现退出，而外方则将其股份卖与中方，以实现退出。在目前中国外汇管制下，这种方式的退出，可以避免资本项目的本外币兑换问题。（摄影 艾亚）



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海泰控股集团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管理的大型国有集团，集团的总资产已逾110亿元，所属控股、参股企业97家,其中一级控股公司11家，分别为天津海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华苑置业有限公司、天津海泰市政绿化有限公司、天津海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海泰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海泰公共保税仓库有限公司、海泰超导通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海泰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新纪元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海泰控股集团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对所属新技术产业园区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对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行风险投资和全程孵化服务；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及产品；致力于为新区创建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服务体系。目前，海泰控股集团正在努力发展四大核心产业，即房地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高科技业和服务业（包括投融资担保、市政绿化、物业等）。

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海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成立于1997年，位于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可控制和运用的资金额度达2亿元人民币。10年来，该公司依托天津高新区的政策、人才、项目、资金优势，一直致力于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投资。海泰科投秉承小心求证、大胆实践的投资风格，致力与创业团队共同提升创业项目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内资专业创投机构。至今海泰科投已成功投资了1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企业，并实现部分退出，其中成功的投资项目包括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环半导体有限公司、天津新亚净化技术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鼎名密封有限公司等。
海泰科投重点投资行业包括：新能源、生物材料与医疗技术服务、IT产业。
海泰科投在项目评估、资本并购、基金募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从项目进入、项目培育到项目退出机制的战略思路，并在“十一五”期间确定了以集团投资平台、园区投资平台、创业投资基金运作为主的三大主营业务方向。海泰科投从直接投资型转向基金管理型，通过公募和私募的方式实现了基金筹集方面的突破，有效地放大了现有资金的实力，成为以海泰国有投资基金为引导的、与国外资本、私人资本共同合作的具备相当资产规模的创业投资机构，更大程度地支持了私营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扎根于上海的专家型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北京设有分支机构。戈壁专注于中国高科技与数字媒体行业内的早期投资，管理着戈壁基金I和II总额上亿美元的基金。戈壁将数字媒体定义为电信、媒体和科技三者融合而生的新型沟通和通讯方式。那些正在推动数字媒体新领域的发展，填补业内空缺或促进行业整合的企业都将成为戈壁基金投资的对象。戈壁从行业的大局着眼，把数字媒体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各个独立行业的机械拼凑。戈壁合伙人所管理的戈壁基金的投资人包括众多国际一流公司，如世界上最大的IT公司IBM, 国际领先的移动通讯公司NTT DoCoMo, 最大的媒体出版公司之一McGraw-Hill,著名媒体公司Disney旗下的风险投资机构Steamboat, 以及美国老牌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Sierra Ventures。


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国家政策声音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会议指出，要突出天津的发展特色和比较优势，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增强和完善滨海新区为区域服务的综合功能，充分发挥天津在环渤海区域的服务、辐射和带动作用。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与金融改革创新高峰会上说：在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重点工作中，金融改革和创新摆在首要位置；中国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今后原则上将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鼓励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银监会积极支持滨海新区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建立门类、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组织体系；支持滨海新区大力开展金融创新，支持金融机构在组织结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与金融市场方面的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滨海新区有条件在企业并购基金、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股(产)权交易市场等股权融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方面闯出一条新路，从而使滨海新区成为中国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的“桥头堡”和“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