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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避免掉进经济增长“陷阱”

来源: 发表时间: 2011-04-21

● 众专家分析中国形势


China should avoid the economic growth trap
中国应避免掉进经济增长“陷阱”
■《国际融资》记者 孙春艳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必须规避的风险?2011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知名学者和专家对此进行热议和预测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对已步入经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经济来说,今年是“最微妙”的一年?“最两难的一年”?还是“最难以预测”的一年?
不久前,由《证券市场周刊》主办的“远见杯”2011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北京召开,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们齐聚一堂,就通货膨胀、经济增速、外贸形势等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经济焦点进行讨论和预测。虽在治理通胀、CPI走势、投资趋向等问题仍存在分歧,但都普遍认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民营经济和出口转型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胀与GDP增长如何共舞?

什么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高企的通胀无疑已经成为公众和决策者关注的第一经济指标,到2011年第一季度,5%的通胀率引发人们的忧虑。
那么,CPI高点会在何时出现?CPI增幅会降下来吗?
对此,多数专家预测CPI年中见顶,走势为“上半年高涨,下半年回落”。“CPI高点大致上是6、7月份,但不确定性很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对《国际融资》表示。安信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莫倩也认为,CPI高点可能会在6~8月份出现。而通货膨胀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最早也要到2011年下半年。
不过,对于此次通胀形成的主要成因,专家们存在明显分歧。莫倩认为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在这一轮通胀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她表示,从历史上看,中国过去30年的通胀都是出现在经济过热的背景下,蔬菜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但是在这一轮通货膨胀上行过程中,蔬菜价格上升是2010年三、四季度以来物价上升最核心的支持力量。而蔬菜、服装及中成药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她对此担忧地认为:“今年水平可能达到6%”。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则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城市化建设推动通胀是个结构性、摩擦性的因素。从长远来看,如果国家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胀的预期或许能够得到扭转。
中信证券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则认为,中长期通胀是货币现象,不必过分担忧。“目前货币供应收紧的力度较大,通胀不会很严重,全年可能在3.8%~3.9%。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不是常态,如果未来5到10年产业结构有比较大的变化,低端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很可能会改变。”
同时,各位专家对抑制通胀措施的建议也不尽相同。彭文生认为:“应对输入型通胀应该让汇率升值,而不是国内紧缩货币。”诸建芳则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是正面的,但对遏制通胀是低效的。彭文生表示:“目前内部需求造成的通胀压力比过去几个月小一些,主要风险来自供给面和大宗商品价格。从长远来看,如果国家继续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胀的预期或许能够得到扭转。”
但由于引发通胀的深层次原因诸多,多数专家认为,单纯依靠此举能否消解通胀则仍然是个未知数。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专家更忧心高通胀与高增长之间的纠结。从某种意义上讲,GDP情结是通胀症结,通胀根源在于增长主义的发展模式,通胀与GDP可能将长期共舞。
“中国经济正在站在新一轮起点之上,和以往所有周期不同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未来3到5年,2011年纠结的现象也许是未来纠结的主流。增长速度也可能不是很高,通胀率却很高,如果对通胀采取非常严厉的调控措施,却发现通胀率没有降下来,增长速度却降得很快。这个很有可能是未来三到五年的常态。”莫倩表示。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邱晓华却认为:“由于对通胀形成的原因,对通胀发展的趋势,对通胀可能带来的一种结果看法不尽相同。我担心对通胀进行超调会引起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收紧、控制贷款规模将影响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2011年,贸易顺差还能成为GDP增长之帆?

2010年作为“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经济以GDP10.3%的增速交出一份漂亮完美答卷。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中,实际消费由于物价的高企,贡献率略有回落,固定资产投资虽比2009年增长23.8%,但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相反,在外需疲软,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实际净出口出现了超预期增长,对GDP的贡献率近2%(2009年为-3.9%)。这是如何实现的?2011年是否能保持这一势头?欧美等国家是否会对中国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措施?
多数专家认为,2010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所提高。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总经济师李迅雷认为,2010年出口出现超预期增长有两个原因,一是民间力量自发推动的结果,估计在2011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这是产业结构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因素来源于政府的拉动,目的是解决就业问题。2009年,中国出口退税约为6400多亿,占了整个财政收入11%。2010年估计超过7000亿,数额庞大。中国的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这么快,跟出口退税政策有相关性。
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则表示,2010年出口出现超预期增长是因为大家低估中国经济的弹性。2009年经济增长的弹性主要来自于政府,而2010年大家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和中国企业家开拓新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能力。2010年中国对“金砖国家”的出口上升了50%~60%。同时,2010年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在降低,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有所增加。比如2010年出口产品回升最快的是机电类产品。
那么,2001年贸易顺差还能继续成为GDP增长之帆吗?
多数与会专家对此持乐观态度。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预测认为,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将超过15%,贸易盈余应该是1200亿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进口,比如石油和农产品,并非出口产品升值。进出口对GDP贡献大概为5.4%,中国的贸易顺差将达到4%。李迅雷则表示,2011年的出口增长将在16%~20%之间,贸易盈余在1000亿到1200亿美元。
不过,2011年中国外贸形势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对《国际融资》表示,今年中国外贸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是复杂多变。尽管对外贸易正在从复苏步入增长轨道,但是变量增加对形势具有不确定性。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并不稳固,美国2009年9月就宣布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但是危机内在因素并未完全消除。由于全球流动性泛滥,热钱加速流入,也面临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此外,主要货币汇率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活跃等等,也是我们必须面临重要的挑战。
“从国内情况来看,对外贸易发展也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用工短缺、人民币升值、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融资成本增加等不少压力。由于看不清成本和汇率变化的趋势,不少外贸企业持审慎态度,宁可多做小单、短单,不敢接大单、长单。”崇泉表示。
据崇泉表示,商务部2011年在追求外贸增长速度同时,更加关注如何提升中国外贸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一是增创外贸发展的竞争新优势。在巩固和发展传统优势的同时,增创以技术、品牌质量、营销和服务为核心的国际新优势。二是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平衡有较大的改善,2010年较2008年贸易规模扩大18%,顺差减少38%,顺差占贸易总额比重由11.5%降到6%,今年我们仍将完善进口促进政策,进一步扩大进口,中国扩大进口并非迫于外在压力,而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因素,扩大进口服务这一目标。三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在后金融危机的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服务贸易地位更加突出,今年加大扩展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支持技术文化、中医药和软件等重要领域,以及信息服务、商贸流通、金融等新兴服务出口。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也认为:目前对于外贸进出口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产业结构升级将会表现得十分强劲,尤其是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工业设备利用率只有72%,说明产业复苏非常弱,加快中国产业升级进程非常有利。

政府换届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对于即将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经济而言,产业结构到了亟待加速调整的阶段。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特别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该建议称,转方式的内涵主要包含: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调整区域结构。这里首次将消费排在首位,而“十一五”期间,投资一直占据首要位置。
而在2011年初,投资的确有减速的苗头。2011年的中央投资预算为3840亿元,比2010年略有减少。,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将有望继续回落。
不过,与会专家对此表现出了担忧。“今年是地方政府换届年,又是十二五规划开局年,从各个地方的‘十二五’规划和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来看都非常高,会跟宏观调控形成一个对冲的效应。”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研究负责人李刚对《国际融资》说。他预测认为,由于政治周期的转变,加上中西部投资的增长和民营投资占比的来源增长,将有利于投资稳健快速增长。我们认为2011年和2012年投资都会维持23%~25%的增速。从今年的区域来看,就是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也认为,投资难有明显下滑,“短期内消费无法代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传统的投资仍然会很旺盛。”经济转型、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投资来落实,因此今年投资增长不会慢于2010年,但是消费不会比2010年更快。因为在通胀上升尤其是食品价格上升的时候,居民实际收入会受到侵蚀。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也表示,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冲动很足。前几日公布的2011年经济增长的目标,27个省市中,10%以下的只有3个,12%以上的有14个,13%以上的有3个,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今年的经济肯定会很高。另外,据称在国家发改委2011年向国务院上报的新增贷款规模为7.5万亿,其实很难控制得住,如果说今年前两个季度经济增长下降过多,第三季度政府肯定会放松。因为我们现在治理通货膨胀优先。但如果一旦增长慢了,政府马上就要着急了。
那么,2011年地方政府的投资会不会失控?如果地方政府和央企具有强烈的投资意愿,2011年的民间投资又将走向何方?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对此则表示,投资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他认为:2011年投资将呈现“两下两上”的特点。“两下”是指第一是房地产投资会下降,国家抑制房地产需求,开发商采取观望态度,拿地少,投资少,房地产投资热情会下降;第二是制造业投资会下降,受出口减速影响,表现是最近水泥在资本市场表现非常热,产不足需,国家通过严格要求,很多不达标的水泥厂建不了了。而“两上”则是国家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会加大中西部的投资建设力度;二是服务业投资加快,2010年6月国家出台一个非公36条,2010年12月出台一个实施细则,将之前国有垄断的六大领域向民间资本放开,毫无疑问导致投资结构中服务业投资增长速度会明显得加快。
“2011年的投资不会失控,我判断2011年是新投资周期的开始,不是高点。”李慧勇表示。他的判断依据是,当政府换届稳定后,2012、2013年可能是投资周期的高点。另外,中央政府具有前瞻性,2010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要避免各级政府借“十二五”之名,大干快上,乱铺摊子。
不过,与中央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是,地方的冲动似乎仍然不减。国家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师吴志峰对此指出,中国投资降不下来主要与地方政府主导地主模式非常有关系。他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个特点可称为“地主模式”。地主模式就是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在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现在各地推出的地方发展规划,包括各个国家的实验区,两型社会等。今后地主模式还会延续下去,经济结构调整为什么调整不下去,地主模式没有发挥效力之前不会退出去的。

避免陷入经济增长“陷阱”

从专家围绕诸多经济问题的探讨中,不难发现,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没有比往年减少反而增加,比如,治理通货膨胀、防止资产价格泡沫与保持经济增速的两难;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两难;人民币升值与增加就业与保持工业竞争力增加出口之间的两难……
的确,如专家所言,中国经济30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而之所以“两难”问题如此之多,是因为在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之后,制约经济增长各种制度等因素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比如,国进民退、消费无法超越投资,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目前中国社会帕累托改善的空间已经缩小,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应该做出相应调整。”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程漫江认为。原因是如果加上卖地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当,但是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只有10%,发达国家则在40%~50%。英国在初次分配以后,人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别是19.8倍,但是经过财政再分配,最高收入对最低收入倍数降低到3.7倍。中国则恰恰相反,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增长实质上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收入不公。谁占有这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如何使用,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未来决策层应该至少做两件事情:一个是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另一个是大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两个因素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所以,中国应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后,长时间难以跨越进入到高收入国家水平阶段)。中国在“十二五”期间,要加快改革步伐,尤其是对卫生、教育、养老等领域实施改革,进一步扩大消费,成为内需驱动的经济体。对此,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但未来5年究竟会如何,相信还有很多困难在前方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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