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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专家谈全球宏观政策协调

来源: 发表时间: 2016-10-14

Chinese and foreign experts talked anbout glob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中外专家谈全球宏观政策协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2016年20国集团智库会议加强全球宏观政策协调主题论坛上,俄罗斯文明对话研究所创始人和监事会主席、莫斯科国立大学国家治理系主任弗拉基米尔·雅库宁,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张文才,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佛郎哥·布吕尼,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全球经济项目主任多米尼克·隆巴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商务参赞黄任刚等分别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他们说

 

俄罗斯文明对话研究所创始人和监事会主席、莫斯科国立大学国家治理系主任弗拉基米尔·雅库宁:
基础设施发展是关键要素和环节

在结构性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仍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全球化一词仍被大家提及,并没有被人们淡忘。但由于技术发展,全球化也发生了变化。比如政治、体制的变化在全球仍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在一次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一位美国代表站在台上说:“我们现在要恰逢其时地创造一个国际金融体制,从而避免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必须要利用国际体制以及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我认为建立这种体制一定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以俄罗斯为例,20年来,俄罗斯一直在坚持推进各种各样的体制化进程,但有一些体制化并不是非常成功。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它现在已成为所有投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俄罗斯已经投资了近五万亿美元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有很多在世界范围内很好的项目。但是,俄罗斯现在需要重新考虑全球发展的模型,现在这些模型在我看来并不是可持续的。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中,如果想要把钱投到基础设施方面,对于国家财政来说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有些国家仍然面临很大的困境,每一个国家的人口、环境、情况都不同,中国“一带一路”理念中有很多好的想法。同时,我们最需要反思的,是涉及到全球基础设施发展的宏观性,要了解这些项目确切的含义是什么,目前的发展流程是否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工具来把这种发展持续下去。
自2008年开始,人们一直在谈复苏,谈如何从危机中复苏。但要谈复苏,首先要理解路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就如同生病要知道病因。人们必须要全面了解危机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2016年,危机已过去八年了,人们如今把它看成是金融经济危机,而不只是金融危机,因它是系统性的危机,看清了这一点,才会知道到底要从什么之中进行复苏。虽然,有一个全球的、全面的视角非常困难,但一定要了解真正的深层经济概念。我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一个关键要素和环节,需要通过它来应对这次危机,同时塑造全球发展的最佳前景。如果非洲有三亿人口还在挨饿,而且不能得到干净的饮用水,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那么人类怎样可以谈复苏呢?世界银行曾经有一位高管在他的书中写过,不应该把所有的精力和目光集中在某一个问题上,我认为在全球化问题上此观点很适用。谈及复苏,要真正放眼于全球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要素中,抑制通货膨胀并不一定是促进发展的最好工具,如果没有投资,在全球层面的发展会远远落后于人类的既定目标。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张文才:
宁可保持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也要先调整结构

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应把重点放在对于实体经济政策中或金融监管方面。其中,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结构性改革。如果中长期没有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全球经济是没有办法立即恢复到强劲增长的状态,宁愿保持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也要先调整结构,这也是2016年中国把重点放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原因。那么,如何识别出优先领域、如何找到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结构性调整呢?目前,全球经济越来越多的呼唤在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方面能够形成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真正的实体部门的融资等等。针对如何解决上述的发展问题,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尝试:
第一,主要经济体首先应负起责任。在2030年之前,不管是G20还是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都将成为全球经济政策对话和协调中的一部分。希望各国能够拓展和进行深入对话,寻求不仅是更高的增长速度,而是更多具有实质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这是针对于当前成就和不同的框架以及各国的政策对话范畴中真正要关注的。其间,需要一些类似于G20中的主要经济体,尤其在一些有更多货币储备的国家应该更大地负起责任来。其次,发展中的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应该在政策对话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仅是一些金砖国家成员,也包括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都可以有机会或是渠道参与到发展过程中。近几年,G20也希望能够往外拓展,希望能够接触到一些非G20的国家,包括区域内和区域外的国家参与到政策对话中。再次,从亚洲的角度来讲,亚洲会继续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即便现在已经降低了对亚洲未来GDP增长的预期,但2016年预期为5.6%,2017年预期为5.7%,依然为具有巨大增长速度的区域。因此,亚洲有很多的经济体也应该参与其中,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在全球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最后,金融机构要发挥自身作用。当G20成员国决定执行某些政策和方法时,在全球范围内或者一些地区的金融机构,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应该贡献到当前的发展过程中,这都是非常好的框架,我希望这个框架能够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持续下去。
第二,基础设施融资问题很重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应该做更多功课,尤其是跨境基础设施融资,这不仅是针对经济一体化、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同时也是未来几年内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亚洲已经做了很多跨境基础设施融资的相关服务,比如亚投行已经支持了很多的跨境基础设施、经济走廊等建设项目,亚投行希望能促进政策对话、贸易协助或其他一些成员国之间的活动。有了投资和政治间的对话,将会帮助经济加快增长,同时发展出一些正面的国家间对话。如果想让区域中某些国家参与,但他们之间没有互联就很难得到大区域间的贸易,也更难让区域中的国家做更多政策方面的对话。因此,我们应该促进各国彼此之间更高的互相依赖性,让大家有更多的联系,可以在宏观经济对话方面、做到更多事情,甚至在不同的层面,多边、双边以及区域展开合作。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佛郎哥·布吕尼:
不能只关注宏观经济而不关注微观经济

经济问题包括短期的协调问题和长期的供应侧问题,其中包括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对于部门性的发展不稳定的问题,缺乏全球协调可能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供需方面更多是彼此之间互相关联的,不能只关注宏观经济,不关注微观经济。现在很多方面的努力都放在宏观经济协调中,但对于宏观政治协调之外,应当使更多的政府关注到微观经济的协调和介入。我重点分析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发展得有点过了,有时因找不到适当的解决方案,导致它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于货币政策来讲,它需要一个健康的支付政策,同时也要实现市场和一些银行的流动性。目前,很多国家的央行都非常谨慎地宣布了自己的QE(量化宽松)政策,也是为了保证自己在资产方面的平衡。但对于货币政策来讲,它不应该只是做一些短期方面的思考,或是只放在就业方面,全球的央行大部分都在关注这个方面。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不光是调整实体经济的赤字问题。很多国家也在逐渐寻求所谓的“新常态”,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满足未来养老系统的融资需求,并且能够挽救一些私人债,这些问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可能存在一些非常大地威胁。因此,全球协调应当更多地推动实体经济政策,这对于解决公共支出的稳定性和结构性方面的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说,可以把重点放在全球层面的组织或者是企业的税务改革方面,如果把重点放在从公共消费到公共投资方面转型,就需要真正着力在微观经济上,而不是宏观经济。
第二,结构性改革方面。首先,最近各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包括G20的文件中也会包含结构性调整方面的内容。它包含了一系列类似于劳动力市场改革、司法改革、监管、金融、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通常情况下,短期内都被认为有一定效果,但是,在很多的生产实际上和需求方面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连接,从而导致了出乎大家意料的结果。如果我们只去考虑当前的改革,协调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某些政策可能在短期会发生一定作用,尤其是在需求方面和投资方面会受到很大的激励,实际上我们希望能够把结构性的调整作为政策中的主要部分。
其次,关于供应方面的政策,总体来讲不光要影响到需求面,还应该考虑到一些国家传统储蓄率低的问题。目前的危险主要是由于供应角度效率低下问题所造成的。而如果有足够的需求,我们就能够不断地通过改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
最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进行拓展,把所有的组织在生产要素、调整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包括任何一个行业或者跨行业、跨国间的因素。我们需要把这些资源,本来效率比较低的部分拿出来,让它转向更高的生产率,这需要更多的国际政策协调来实现。比如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已经有足够的效率来实现再调整的流动性,帮助一些决策者参与正确的激励政策从而促进发展。以中国为例,现在的中国已经取得很大的发展了,它把更多的资源用在一些更高效的行业中,成为了世界的奇迹。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以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已经把资源潜力发掘得很深了,现在必须要做得更加详细。至于怎样来衡量生产力水平就是另外一个研究话题了,并且是需要集体联合研究的话题。眼前令我担心的就是在外部经济体上的投资计划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公共产品的生产方面必须要进行更加全面的考虑,从而了解哪些资源是更具有生产力的。与此同时,应进行更多研究方面的努力提供更多可以使用的数据,也需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支持来帮助每个国家朝这个方向努力前进。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全球经济项目主任多米尼克·隆巴迪:
提高生产力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目前,所有的经济体中都面临各自国内政策制定方面的挑战,G20曾经宣布了一些协调性的政策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实行起来越来越困难。比如在美国,长期存在着各个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立法机构之间的冲突;在欧洲,由于各种各样的不同原因,财政政策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而金砖国家也面临着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挑战,比如中国目前正处在非常微妙的转型期与非常重要的调整期,在此过程中,在国际合作方面要变得更加谨慎。此外,很多增长方面的预期都被调整,比如像IMF都是在下调它对某个方面的的预期。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G20很高兴地看到,各国在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都在进行非常精彩的讨论,同时给G20提供了财政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承诺。事实上,G20非常关注全球治理的问题,尤其是在G20方面的治理问题,以往也谈到很多G20的现状、G20未来可能进行的改革方向等问题。目前,G20正处在一个结点,有些人说G20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持G20的相关性,G20必须要沿着界定的非常狭义的经济和经济轨道向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事件具有紧急性,但在G20的帮助下都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G20应该怎么做会更有前景,给人以更多希望呢?
首先,如果你处在一个国内需求非常疲软的国家或经济体中,你将面临很大的困难。当然,投资具有一定作用,它会支持疲软的经济,并且拉动需求。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就业,从而刺激供给和需求。总的来讲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问题,为了提高生产力,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目前新兴经济更多的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用以保持他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即使发达经济体,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在美国也是有大批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上马,一些欧洲国家也是这样,加拿大也设立了这样的基调,但已不允许把更多的投资投到基础设施方面了。
其次,在经济合作方面,G20应当扩大它的潜力,尤其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方面,比如像投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而对于全球经济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把绿色、低碳变成了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还有一些议题谈到欧洲的难民危机,也许未来它可能不仅仅只是在欧洲的问题了,还会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并不只有欧洲才值得担心,这些都是G20不能避免的话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关于全球协调的三方面挑战

第一,各类创新模型同时并举,但之间又产生一些冲突。一是创新模型具有复杂性,追根溯源是指用新的方式生产商品,创造新的市场容量。创新模型为创新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在制造业、电力行业和汽车行业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创新,还包括GPS和其他一些技术,也会需要创新模型。创新帮助人类在过去的100年间实现了很多生产力的增长。现在创新模型仍然可以帮助人类摆脱经济困境。但是,在有一些创新模型上,我们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重视,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考虑一下,怎样进行更好的管理与政策方面的协调。二是有的模型涉及一些非传统性的关系,比如像航空航天业或中国的高铁领域,他们处在基础设施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同时,在这些领域也存在争议性,因这些领域政府是深度参与,并不是私营部门能够主导的事情。三是刚刚出现的非常新的模型,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非常关键,有可能出现一些技术方面的改革以及一些商业模式方面的改革,这就需要提升客户体验,如今,人们对于客户体验的重视变得前所未有。
上述模型和传统的监管产生了一些冲突,在中国,第一类模型全国都可进行实施,第二类模型只用在某些特定行业,第三类模型只运用于北京、上海和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因此,各类模型之间的协调是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层面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当我们谈到政策协调的时候,对于创新模型,需要考虑怎样让一些传统的体制为创新发挥作用,比如像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我们需要创新模型激励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的创新,与此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创新精神如何与宏观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比如投资领域,杭州T20的会议曾经谈到了不仅仅要对硬件进行投资,也要对知识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已不仅仅是指道路,像大学、院校也都属于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在政策上必须要考虑怎样把宏观和微观层面联系在一起。
第二,让集体行动带来变革。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可以发挥作用促进战略领域的创新,但在全球层面的行动怎样来进行协调呢?特别是一些高风险高回报领域,比如能源转移方面。很多国家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在未来会产生一些帮助,虽然很多人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实际上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出现,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共同努力的一些方面,识别出一些新的方法或者加快我们的努力速度,然后找到一些新的创新方式。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在讨论包括解决气侯变化等各方面问题,我相信会有一些具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它。一些普通的公司可能不愿意去做这方面的尝试,因为出于经济方面考虑不太合适,也可能有更大的风险。因此,类似这些较为棘手的问题应该寻求国际协调,对解决问题会很有帮助。
此外,在全球协调机制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机制来支持宏观经济方面的发展。G20也应思考在不同国家间如何进行政策方面的协调来识别出一些主要挑战,进而进行资源方面的引导和投资到上述的一些领域中。再者,很多人都在抱怨研发成果数量在一些国家中不断出现下滑,其实也是由于金融危机出现导致的结果,这点也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政策本身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有必要转向一个新的政策机制。传统政策格局相对来说不容易发生变化,但它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去协助第三种类型的创新。中国体验过类似的案例,比如网约车方面的政策变化。很多政策不再是按照传统经济概念或经济方式制定,因此很多公司说新方式的出现导致传统模式被打乱而活不下去。但是,可以通过公司自身的努力和其他学者的努力而改变,政府机构本身也是支持创新,通过多方面协调和讨论,很多新政策也会陆续出台,会不断回应一些传统顾虑,同时寻找了新的方法给新的企业一些生存空间。因此,我们应适应创新,也是新类型创新所需要的。此外,对于一些政策方法,有时候是比较柔软的,但同时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根据技术的发展和更加密切的关注来进行调整。我们应该在一个国家的背景下进行考虑,到底这三种类型的创新政策应该如何来进行协调,用以支持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同时,在全球层面也有很多可以进行学习与协调的东西,最终让创新成为现实。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商务参赞黄任刚:
通过新的国际经济政策模式以及国际经济秩序来实现全球化

目前,宏观经济协调的规模在全球层面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拓展,同时也表示出G20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的协调了。当然,不得不承认很难找到一种非常有效的机制,来协调全球的经济政策。因为太过多样性,各国在利益方面的差异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很难协调。中国有个成语叫同床异梦,夫妻两人躺在同一个床上都做着不同的梦,可以想象一下20国的成员躺在一张床上肯定会做很多不一样的梦。因此,国际政策在国际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协调肯定不容易。只有极少数的参与者可以参与到比较简单的一些任务中去,甚至政策协调在T20或G20的框架下可能比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八国集团更难,因参与者更多。此外,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限的知识和能力不足方面的问题,运用有效的政策方法来实现目标还存在一些问题。
虽然面临复杂的局面,但我的观点是,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将努力向着更加协调、更加密集的全球政策协调的角度去发展。这种类型的机制将给G20足够的理由相信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将以更加有效和更加聚焦的方式出现,使得所有参与者从中受益。实际上,在一些组织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机制,比如像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协调方面的合作。每年两国间有双边的财长会议,还有一些机制类似于战略和经济对话。不光协调经济政策以面向未来的经济周期,也面向未来一些基于经济关系的中澳两国间关系进行协调。中国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和进口国,同时,也是服务外包方面最大的合作伙伴,在澳大利亚华裔也是最多的。再比如,中国现在正试图在新的全球经济关系发展中做更多贡献,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更多类似于“一带一路”举措以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机制。在各个国家乃至亚太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也一直正面和积极响应这种类型的举措,通过各种类型新的国际经济政策模式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实现全球化,令人欣慰的是朝此方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此外,我们必须要做更大的努力,使全球经济协调更加高效,如果G20或T20不是真正着力于宏观经济的协调,最终无法实现真正的协调,或者政策共享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我坚信在世界经济中,或者说未来的世界经济不会变得更糟糕,而是会越变越好。因G20成员的政策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组织和政府不会与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有过大偏离。特别是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其中某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糟糕,这一政策将会立刻受到非常大的压力,逼迫他们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类似的案例非常多。当前世界中,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理由相信,世界经济将会发展起来,并且向着使得人类和全球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本刊记者仅一报道,张宇佳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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