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主页»每月杂志»封面专访»郑新立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焦点话题

郑新立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焦点话题

李路阳 张迎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10-04-12

扩大海外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

记者:郑先生,您怎么看2009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企业应通过怎样的方式创造出口需求,使出口能够尽快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郑新立:全球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主要影响是对出口的影响。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了16%。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中的出口,从每年拉动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变为负拉动2~3个百分点,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启动了扩大内需的一篮子政策,通过增加消费和投资,弥补了出口大幅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现了8.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已成功实现了由外需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的转变。今年,中国的出口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因为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速复苏的态势,整个国际市场在最近几年里很难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还要利用自身优势,通过扩大海外投资进而扩大出口。也就是说,通过资本的输出来带动商品和劳务的输出,创造出口需求。如果孤立地看中国外汇储备比较多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这两个问题,那是两个包袱,但是,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合并到一起看,则成为中国的一种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多可以为扩大海外投资提供资金保障;而海外投资又能为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提供条件。

记者: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积极创造出口需求?

郑新立:创造出口需求应主要从五个方面努力。第一是通过扩大对海外能源、资源的投资,来带动中国勘探设备、开发设备和劳务的出口。第二是通过到海外搞加工贸易,来带动中国零部件的出口。比如中国的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等,已经具备了到海外投资的能力,可以通过到海外建加工厂,拉动中国零部件和劳务的出口。第三是通过增加对海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优惠贷款,带动中国技术装备和劳务的出口。特别是通过增加对东南亚、非洲这些基础设施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和优惠贷款,带动中国劳务、原材料和施工设备的出口。第四是通过扩大出口的买方信贷,带动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中国的船舶、技术装备,包括发电设备、冶金设备、数控机床等,目前已具备了较强的竞争能力。2009年中国新接的船舶订单已占到全球的60%以上,其高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扩大了对海外船主的买方信贷,向借款人提供长期的低利率的优惠贷款。这种通过买方信贷支持中国机电产品扩大出口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第五是通过双边的货币互换,对那些想进口中国商品但又缺乏外汇的国家,可用人民币进口,并以这些国家的能源或其他资源进行偿还。

记者: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可以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那么,制约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主要瓶颈有哪些?

郑新立: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能源和部分矿产资源,另一个就是技术。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资源供应渠道。例如,中国的能源禀赋是煤多,油缺气少。我们可以通过海外投资,拿到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权、开发权,建立稳定的获得渠道。又比如,中国的铁矿、铜矿、铝矿等矿藏资源贫乏,而国外分布比较广。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交易规模比较大,但是澳大利亚年年提高价格,今年又要提高80%,使中国钢铁企业不堪重负。通过增加海外投资,比如到玻利维亚、巴西、委内瑞拉等南美洲国家投资铁矿等,则能弥补这个需求。就技术瓶颈而言,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到海外并购那些因受金融危机影响频临倒闭但有较好技术资源的企业,把这作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捷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引智创新,来解决技术难题,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比如聘请一些海外高级工程师来中国,和我们的技术队伍一起开发,成果是我们的。我觉得,把中国的外汇储备用在这两个刀刃上,比买美国国债要好得多。买美国国债不仅要承担利率的风险,收益也不高,而扩大海外投资则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效果。

记者:哪三雕呢?

郑新立:第一雕是解决了资源和技术的瓶颈问题。第二雕可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度,把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的物质储备。即便以后美元贬值了也不怕,因为资源可以升值。第三雕是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包括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性贷款,可以通过开展人民币贷款,让这些国家以实物来偿还我们。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对海外金融机构的投资?

郑新立:对海外金融机构的参股和投资,中国要小心再小心!因为我们和他们的信息不对称,那些海外金融机构到底有多少隐性债务,我们并不清楚,如果投资不慎,很容易掉进陷阱里。而扩大海外的实物投资,如对海外资源的投资和对海外企业的并购,其安全性就比较高。所以,我主张通过扩大海外实物投资来使用中国的外汇储备。

记者:与中国13亿人口相比,中国可耕种土地紧缺,谈谈您对农产品海外投资的见解?

郑新立:大宗进口的农产品应该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一个重点。例如,中国每年进口大豆达4000多万吨,在价格上受制于人。鉴于这种情况,倒不如中国的企业到海外租一些拥有50年甚至上百年使用权的土地,然后派去一些管理和技术人员,雇佣当地劳动力生产大豆,然后再将产品运回国内,这样就可以摆脱在价格上受制于人的局面。再比如,中国的棕榈油进口量也比较大,而该产品在国外被一两家企业所垄断,价格上同样受制于人。中国企业可以和一些国家联合,租用非洲等国的闲置土地种植棕榈。这样既可以帮助非洲等国的发展,还可以解决棕榈油进口的问题。再有,面对未来中国进口大米的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可以和东南亚,特别是湄公河流域的一些国家一起搞些水稻种植基地。这样,除了在当地直接销售外,还可以通过湄公河、泛亚铁路和高速公路将大米运到中国。另外,其他依赖进口的大宗农产品,我们也可以到海外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对中国企业而言,是投资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总而言之,要把2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用活用好。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联手是海外投资最佳组合

记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国有企业资源类海外并购失败多于成功,但据我所知,反倒是民营企业容易成功,但是国企和民企之间却很少合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郑新立:我认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政府援助贷款应互相配合,共同进行海外投资。民营企业机动灵活,容易拿到海外资源的开采和勘探权,也容易谈成并购交易,所以,可以冲在最前面。当民营企业拿到开采权或者谈成并购交易后,可以和国内的国有大企业合作,优势互补。小企业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国有大企业资金雄厚且技术领先,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甚至转让,使项目得到更好的开发。另外,政府的援助贷款也要跟上,因为政府的援助和优惠贷款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国修一些铁路、公路和港口,帮助把拿到的资源运出来。

记者:政府应怎么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企业在境外应该如何作为?

郑新立:我觉得,对于民营企业“走出去”,国家应予以政策支持,包括这些企业“走出去”所需的外汇支持。在抵押、担保的前提下,应该扩大小企业对外汇的使用权。中国的外汇管理应该从过去的以结汇为主改变为以用汇为主。另外,中国驻外机构,如驻外使馆、商务处等,也应该为小企业提供信息支持和帮助。还有就是培训小企业熟悉投资国的法律、风土人情。企业“走出去”不仅是进行能源、资源的投资,还要帮助当地的发展。比如,有一部分资源可以在当地进行深加工。像氧化铝深加工,建设电解铝工厂,不仅可以帮助当地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还可以将那些在当地用不完的剩余资源,再进口回国。另外,企业还可以帮助当地办一些慈善事业,包括公共医疗、教育等,不仅跟投资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还要跟当地的老百姓搞好关系。这样才可能得到当地的有力支持,有助于企业项目投资的顺利进展。

记者:您刚才的思路让我豁然开朗,但我还有一个疑惑,先让民营企业“走出去”获得项目,再和国有企业合作,获得银行资金上的支持。您觉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愿意合作吗?

郑新立:现在的情况是,国有企业“走出去”目标太大,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动不动就把国有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些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就没有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国有企业并购美国的石油公司很难,但浙江的一家民营企业,却拿到了在美国的石油矿井的开采权,而且这件事并没有引起美国的抵触反应。所以,我觉得,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但是民营企业不具有国有企业的雄厚财力,而解决资金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和国有企业合作。当然,国有企业要放下架子和民营企业合作。还有一个方式是,民营企业拿到项目后转让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再以他们的雄厚技术和资金实力进行开采加工。第三种方式是中国企业和海外私募股权基金或跨国公司合作,和他们联合投资,由于他们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成功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政府还需要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起到撮合、协调、推动的作用。

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要让事实说话

记者: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政府出手救市,中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新立: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中国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从2009年统计数据来看,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只有6%左右,而私有、民营企业的经济增长为18%左右,非国有经济的增长远远高于国有经济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政府倡导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战略在很多地区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特别是中西部的一些城市,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包括金融服务,用地问题及项目审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十分有效,新办企业和小企业以30%甚至50%的速度在增长。比如长沙市,由于认真实施了十几项鼓励老百姓创业的政策,不仅吸引了本地老百姓创业,也吸引了很多外省人去投资创业,新办企业数量迅速增加。

记者:近年来,对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的关停并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金融危机后,地方保护也促使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死灰复燃。从长远看,这对中国是灾难,但解决的出路在哪儿?

郑新立:中国重工业领域至今仍存在生产集中度比较低的问题,特别是小煤矿比较多。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能源短缺,中国鼓励“有水快流”,诞生了一大批小煤窑。应该说,这些小煤窑为解决中国当时的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当时搞大型现代化煤矿,需要三到五年的周期,投资额也大,一时满足不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个人、私营企业、乡镇企业投资建小煤窑采矿应运而生。但现在不同了,由于煤炭开采和建设能力大大提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高效的大煤矿,关闭或改造那些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小煤窑。
可以山西和内蒙做一个对比。这两个省都是能源大省,山西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了一批民营的小煤矿,煤炭产量迅速提高,对中国的能源供给贡献很大。但现在的问题也很多,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一是事故多,安全设施落后;二是回采率低,资源浪费太大;三是小煤窑主雇佣的都是农民工,工资很低,小煤窑的老板富起来了,而当地老百姓并没有富裕,拉大了贫富差距。而它的邻居——内蒙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内蒙利用外省和中央企业的资金建设现代化的大煤矿,同时搞煤的深加工,发展煤电工业和煤化工,为地方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内蒙已连续七年经济增长速度全国第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在煤炭工业上,内蒙跟山西走了不同的道路,效果自然不同。最近,山西省对小煤窑进行整顿,其做法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是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我是支持这个行动的。
我觉得山西应该走内蒙发展煤炭工业的路子,要引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建设现代化大煤矿,发展煤炭深加工。我曾参观过神华集团在内蒙建立的一个被称为“本质安全”的大煤矿,这个煤矿把我们传统的煤炭开采工艺和方法全部改变了。传统的煤炭开采是打一个主井,打一个斜井,再打一个副井,像老鼠打洞一样把煤炭挖出来。现代化的开采方法是用大型机械,在山坡上开一个平峒,像地铁一样可以把汽车直接开到煤炭开采的掌子面上。平峒内通风良好,联合采煤机把煤采下来后,直接用皮带传送机送到外面。煤矿里面几乎看不到人,从本质上保障了安全。内蒙的煤炭开采和深加工,以及近期的工业项目里面,有72项是中国国内首次采用的先进技术。现在就应该建设这样的煤矿。但是,像神华这样的大企业想进山西投资却进不去,因为资源是山西的。我觉得山西应该向内蒙学习,这才能有出路。

记者:山西不愿意让神华这样的大企业进去,恐怕是担心很多利益被央企拿走,那您是否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山西和内蒙财税收入有区别吗?

郑新立:从山西和内蒙比较的最终结果来看,效益比较好的还是内蒙。由于那些煤矿大企业的总部都设在内蒙呼和浩特市或包头市,其税收的分配,如多少给地方,多少交中央,都是有合同的,因此,内蒙不仅经济发展快,而且财政收入也增加得很快。去年内蒙的GDP已上万亿,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例如,内蒙鄂尔多斯市现在是全国惟一乘坐公共汽车不要钱的城市。最近内蒙自治区党委又做出了个决定,对内蒙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低保水平增加了投入,提高了水平。现在内蒙的社保水平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所以,我觉得山西应该借鉴内蒙的经验来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山西省还应该改善投资环境,把山西煤老板的资金吸引到当地进行投资。据我所知,由于山西环境污染严重,缺乏好的投资环境,山西煤老板把钱都投到外地去了。四川九寨沟的两个高档宾馆中就有一个是山西煤老板投资的。北京还有不少高档饭店也是山西人投资的。为什么山西不能改善投资环境,把煤老板的这些钱留在本省,去投资诸如资源深加工项目?像太原不锈钢厂这样的企业就办得很好。

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房地产价格上的责任

记者: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房价增长过快,像三亚房价的疯长已经到了极不理智的程度,一旦这轮房地产泡沫破裂,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如何作为?

郑新立:房地产问题引起了老百姓强烈的反应。最近,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文件,强调地方政府在稳定房地产价格方面的责任,通过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抑制房价增长过快的势头。我认为,房地产的发展应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住有其居为目标。住房是一种商品,但它又是带有一定社会性或公益性的商品。房地产的发展应该是让全体中国老百姓都有一套与自己收入水平大体相当的房子。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城市流浪着大量无家可归者。尽管美国人均GDP4万多美元,但美国的房地产制度以及制造的次级贷款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从美国的住房制度中吸取教训。
中国的房地产业要学习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吸取日本、香港房地产高泡沫的教训,还要吸取美国次级贷款的教训。日本和香港的住房泡沫主要是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然后再以房地产为抵押吸收银行贷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当时有人测算,整个东京的房地产价值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整个资产总额,泡沫大得不能再大了。当时东京市中心一平米的地价是7000万日元。在泡沫形成过程中,资金流转快,各行业都有钱赚,日子也很好过,一旦泡沫破裂,经济出现了十年徘徊,现在出现的情况被他们叫做“失去的20年”,就是20年爬不出来。受害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高收入人群资产缩水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但中低收入的人由于陷进房地产的债务窟窿无法自拔,生活很惨。去年我去日本访问时,一个中等收入的导游告诉我,他在房价高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子,价格为4000万日元,现在价值缩水到2800万日元,他今年40多岁,还贷要还到60多岁,这一生他就陷到债务窟窿里去了。
所以,中国千万不能搞房地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受害最大的就是老百姓。现在最愿意搞泡沫的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因为有钱赚.还有一些糊涂的地方政府,认为提高房地产价格可增加政府收入。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高房价损害的是地方经济的竞争力。深圳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研究院招聘博士,报名的有两百多人,参加考试的只有20多人,到面试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了。主要原因是这些博士怕在深圳买不起房子,房价太高。一个城市房价过高,就很难吸引高层次人才,结果就会导致这个城市丧失发展的后劲。现在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在稳定房价上的责任,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给。中国一定不能搞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业一定要稳定健康的发展。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的房地产业要学习德国、新加坡的经验,能否具体说说。

郑新立:德国的经验是实行了住房储蓄制度,通过政府提供奖励,吸引居民从小就在住宅储蓄银行存款,到了购房的年龄,银行除了将存款返还,还提供与存款数额相同的一笔贷款。实际上相当于住房互助银行。由于稳定了住房价格,也就稳定了整个市场价格,从而实现了经济的稳定。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战后几十年来,德国的住房价格和商品价格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经济发展很平稳。新加坡的经验是通过公积金来稳定其价格,实现居者有其屋。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新加坡居民,70%都住在政府提供的住宅里,价格比较便宜。少数有钱人会去购买高档公寓、别墅。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带动了新加坡其他产业的发展,避免了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一定要走健康发展的道路。

记者:您觉得征收物业税之类的手段可以控制房价吗?

郑新立:实际上,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就提出了在条件适合的时候开征物业税。在发达国家,开征物业税是一种普遍的办法,土地的价格在使用过程中以物业税的形式分年度支付,这样,老百姓第一次购买住房时的价格是扣除了土地价格的,因此,购房价格比较低,这可以有效解决广大居民的住房问题,使住房价格稳定。同时,物业税还可以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主要的税源,有效避免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但是,由于中国现行收入水平与各项制度改革的条件限制,征收物业税还是要有一个较长的准备阶段。开征物业税,还要等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先进行试点,研究一个合理的制度再推出。

低排放路径要通过技术突破实现绿色增长

记者:按照世行的研究报告,低碳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一个增长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瓶颈在哪儿?中国政府将提供怎样的支持与法律保障机制,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郑新立:发展绿色经济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也是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一个方向。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且我们的一次性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因此,整个碳的排放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实现绿色增长。比如说,中国现在的耗能设备,如果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耗能设备加以改造,那么,它的能源消耗可以下降30%左右。另外,通过先进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把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储藏起来,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应该看到,中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性能源中占的比例较低,因此,要加快发展生物能源、核电和水电。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能力上比较强。比如,风电设备、太阳能设备制造能力都已是世界第一,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还依靠国外。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怎样通过技术创新来攻克这些难关。另外,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成本比煤炭成本要高得多,一度煤电成本也就三、四毛钱,用风能发电需要六七毛钱,而用太阳能发电成本更高,需要八毛钱。怎么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使它具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进口类似设备都是靠财政补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补贴不大可能,所以,要通过研发和技术突破来降低成本。

记者:国外的可再生能源成本与煤炭、化石能源成本相比,差距也那么大吗?中国现在的财政实力比之以前要强多了,如果政府的推手在这里没有一定倾斜的话,推进低碳经济恐怕不那么容易发展吧?
   
郑新立:外国都是靠政府补贴来弥补可再生能源与煤炭等化石能源成本之间的差距的。要大面积推广低碳经济,没有强大的财力来补贴是不能实现的。对中国来讲,目前最现实的路径还是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大型设备来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中国政府提出,“十一五”时期单位GDP的能耗要降低20%。前四年已经降低了14%以上,通过今年的努力,这一目标有望实现。最近,中国政府又提出,2020年与2005年相比,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低40%到45%,为全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但这些都是需要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另外,中国还不能因为碳减排而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3000多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三、四万美元,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消费水平是比较低的,让他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采用怎样的低排放路线,既发展经济又减少碳排放。

记者:就目前而言,通过技术和高科技手段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大吗?

郑新立:这是有可能的。通过一些技术成果转化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说,太阳能薄膜发电的效率就比以前高了很多。还有,利用植物纤维转化提取酒精的技术取得了突破。河南南阳天冠集团已具有了从秸杆中提取酒精的能力,并建立起一家年产1万吨酒精的示范厂。这个技术目前在全球是最先进的。如果在一些农业发达的地区,将秸秆集中起来利用,每三四个乡镇集中建一个年产1万吨酒精的工厂,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是一个促进,而且收购秸秆可以额外给农民增加收入。由于这一技术突破,那么,南方大量植物资源都可以看作是石油资源。同时,还可以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一年割两茬的高产作物,利用荒坡地、公路两边大量种植,每年每亩可产上万吨。这样,通过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
另外,中国发展经济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工业的发展,还要注重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它的物质消耗也要比工业低得多。

2010年的重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记者:您能不能谈谈对今年经济形势的看法。

郑新立:我觉得今年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但与去年、前年相比要乐观一些。2008年,中国的经济前高后低,2009年是前低后高,这两年走了一个典型的V型。今年应当是在去年第四季度较快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的经济增长要保持在8%左右,这是一个留有充分余地的指标,8%肯定可以实现。今年在增长速度上的压力小了,因此,可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转变发展方式上。
今年的重点不在于能否较快的增长,而在于能不能在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就是在调整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要素结构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今后一段较长时期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奠定基础。今年中国政府投资力度不会下降,前年年底政府宣布的4万亿投资计划,去年用了一部分,今年还会再用一部分。今年政府的投资不会再新开工多少项目,因为去年政府投资项目新开工已经比前年增长了80%多,今年,这些项目已经进入了施工高峰期,要保证已开工项目的资金需求,使它们能早日竣工,避免半拉子工程。财政投资主要是在拉动消费、拉动民间投资、拉动贷款结构的优化、拉动出口上发挥作用。今年财政投资的着眼点要放在这四个方面。当然,必要的新项目还要有。中国的财政政策在今年主要是发挥引导作用。
今年中国还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国提的是适度宽松,但实际上是十分宽松。去年年初的计划是贷款增加5万亿元,而实际增加了9.4万亿元。可以说,去年贷款的增加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财政的投资拉动了贷款的增加,没有财政的投资和贷款的大幅增加,就不可能有去年的GDP8.7%的增长速度。今年的货币政策制定的目标是7.5万亿的贷款规模,所以,今年的贷款总体不会出现收缩,是适度宽松的。

记者:今年在完善金融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上会有什么动作?

郑新立:今年的重点应当是改革和结构优化。改革主要是完善金融体制,建立一个面向小企业和个体户以及农民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也就是要建立一个小额贷款服务体系。靠现有的大银行来提供小额贷款是不可能的,需要小规模的地区性的资金零售公司来做小额贷款,而大银行可搞批发,把资金批发给这些小型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各类所有制的小型金融机构。他们专门搞资金的零售,为地方的小企业、个体户、农户提供小额贷款。贷款的利率要适当放开,可以是大银行批发给他资金的贷款利率加上他的运营成本和适当的利润。根据示范经验,小额贷款的利率通过竞争达到10%左右,小额贷款公司就可以运转起来。
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领导的基金会专门搞了一个向贫困农户发放小额信贷的项目。去年他们贷出去的4.1万笔贷款,共2.76亿资金,没有发生一笔不良资产,而且,解决了300多人的就业。一些国际机构评估该项目时认为,它的运营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孟加拉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要好得多。尤努斯的穷人银行贷款利率是20%,且贷款规模没有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扶贫的规模大。我觉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经验应该大力发展。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可以吸纳更多人就业。

记者:尽管段应碧会长领导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这方面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风险可控的运营模式,但是,他们在推行中却遇到了体制性障碍。

郑新立:在美国,有一两万家银行。而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只有主动脉,没有毛细血管,只有全国性的几家大银行,再加上几十家股份制银行和省市商业银行,再往下就没有了,金融血液根本输送不到微型经济主体上。这一改革应当是今明年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浙江的经济发展得那么好,重要原因之一是民间借贷支持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且政府对银行贷款进行担保贴息这样一套制度进行了引导,鼓励老百姓创业。所以,浙江农村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连续十几年全国第一。但这样的民间借贷环境在中国的其他省不存在,没有生存条件。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要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现在就是要发展大量的小额贷款公司,他们发展起来了,通过竞争,利率就可以下降。另外,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风险也就可以大大降低。贷款资金回收了,大银行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业绩,决定下一年批发的额度。通过这个资金零售行业,不光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员就业,还可以通过小额贷款鼓励老百姓创业,鼓励发展小型企业,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养殖业。那么,整个经济的活力就增强了,老百姓创业的热情就会大大地激发出来了,进而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这件事情应该作为一件大事来做。我希望今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当然,这需要银监会、央行、工信部、财政部、农业部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共同努力,互相协调,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把这件事做起来。(摄影  王南海)

郑新立简历

郑新立现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经济学硕士,研究员。
他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他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合作网站

新浪财经
新浪产权
万方数据
中国知网
中国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期刊数据库
金融界网
中山证券
中国资金管理网
价值中国
看看网
新三板资讯网
水工业网
国际财经时报网
ZCOM电子杂志
北京赫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opyright© IFMBJ.com IFMBJ.com.cn 2000-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图文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