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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济失衡的关键是调整结构

《国际融资》记者 颜易 艾亚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10-11-09

在庆祝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30周年之际,世界银行集团(以下简称世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第四次访问中国,并在世行驻中国代表处举行媒体见面会,就中美经济发展趋势、人民币升值、结构调整、国际间合作等问题接受了包括《国际融资》杂志在内的中外媒体记者的采访

President of WB: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the key to solve economic disequilibrium
解决经济失衡的关键是调整结构
■《国际融资》记者 颜易 艾亚

中国应对危机成果显著,美国经济不会二次探底

针对记者对中美经济未来发展的关注与提问,佐利克高度评价了中国对全球经济下滑采取的应对措施。他表示,中国政府规模庞大的刺激经济一揽子措施使得中国经济很快恢复了高速增长,也使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达国家从中获益。但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需要应对下一阶段的危机,其中包括信贷快速扩张的挑战。
佐利克说:“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正好说明了一些规模比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可以发挥的作用。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些金融危机发源于发展中国家。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源于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多个增长极,并发挥了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我还记得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中国能不能保持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现在,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当我们打开一些财经类的报刊或电视广播时,都会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与世界银行集团的作用相关联的。”正因为如此,佐利克特别强调指出,中国在实施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举措之后,需要探讨一些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而且应该在“十二五”规划中将这些问题予以解决。
对于世界经济,佐利克认为,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欧洲经济的复苏则充满不确定性。他说:“我在做预测的时候总是有点儿犹豫,但我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会出现缓慢复苏,我们可能会看到失业率仍然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看到欧洲的前景要好一点,但我认为,欧洲经济的增长也会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所以,全球经济的复苏还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另外,我和同事也在一直探讨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发挥的不同作用。它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好地预测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时刻提高警惕,并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以灵活快速的方式予以应对。

人民币升值不是万能良药,经济结构调整是根本

当记者提到人民币汇率问题,以及各方尤其是美国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抱怨时,佐利克表示,他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即人民币升值是合适的,但这并非是解决经济失衡的万能药,结构性问题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怎样增加中国的消费、减少储蓄?怎样进一步推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出口拉动的增长?对这些问题,佐利克认为,要实现这些转变,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汇率问题是一个价格信号,反映了一个货币的相对价格。所以,人民币的升值会发出一种价格信号,促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对改革方向做出适当的调整。同时,美国及其他国家也需要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美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储蓄,解决赤字、债务等一些长期性问题。佐利克强调指出,各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应当相互合作,共同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且,在采取措施时,应当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尽量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记者请佐利克行长谈一谈对中国推动经济结构再平衡的看法,他说:“我认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也就是有人说的经济再平衡问题。经济再平衡也涉及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不仅包括依靠内需还是依靠出口来拉动增长,还包括沿海和内陆地区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众所周知,这些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已有体现。我认为,由于推行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使得一些经济再平衡措施有所延误。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推行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的过程中,尤其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讲,中国政府主要依靠的是一些可以迅速取得成效的领域。但是我相信,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国政府会重新关注这些问题。”

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共同应对未来挑战

有外国记者问道:“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达2.5万亿。并且在一些重大的活动当中能够花出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比如北京奥运会。在这种情况下,世行还有没有必要在中国继续实施一些比较大型的援助?中国给世行带来了哪些资金方面的贡献?如果中国需要技术援助,是否可以花钱聘请一些咨询公司来达到目的?”
佐利克首先肯定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随后,他回答说:“中国在发展与世行的合作关系方面做得非常聪明,这些项目其实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的项目规模往往不大,中国政府利用这些项目作为试点,从中学到一些经验,然后在中国加以扩大推广。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知识合作和相互学习,世行也从中受益。举一个例子来说,目前世行在中国的贷款项目70%都与环境有关。这不仅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环境,而且也可以使全球环境受益。除此之外,中国与世行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多边发展机构的核心问题。世行与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和相互信任,有助于世行帮助中国在其他地区开展合作。比如说,在撒哈拉以南的一些非洲国家开展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还有很多贫困人口。”
佐利克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一些贷款项目能够让世行与中国之间保持接触与合作。他提到此次贵州之行所看到的一个开挖隧道的高铁项目时说:“中国政府希望世行参与的原因是希望提高这类项目的安全保障,并帮助解决健康、安全、环境问题,这又是一个关于经验交流的例子。”佐里克表示,现在世行之所以能与中国政府共同研究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正是由于在过去30年当中,世行与中国政府建立起了建设性的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机会恐怕没有多少机构能够拥有。有人或许会把问题简单化,认为全世界不是发达国家就是贫困国家。但是,这与当下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并不相符。在当今社会,新兴经济体发挥着很大作用,包括其产生的需求、承担的责任、作为利益攸关方在环境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帮助等等。佐利克还说,在这些方面,发展中国家有些敏感,不愿意在援助方面取代发达国家的作用,这也是不应该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共赢的方式来承担更多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世行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大国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关键了。为此,我们实行了世行投票权的改革,使世行现在有超过47%的投票权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而且我们还希望能够在世行的管理层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员工。30年前,邓小平先生与麦克纳马拉先生会见的时候,曾谈到世行能否帮助中国对外开放。现在,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来自中国。这说明世界发生了变化。作为一个多边机构的领导者,我的责任是尽可能地利用这些变化带给我们的好处,帮助世行的借款国、客户国、股东国和合作方在发展方面取得更好的成绩。
佐利克还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最严重的阶段虽已过去,但世行与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新的挑战。作为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国,中国肩负着更多的责任,世行也将继续支持中国消除贫困问题,实现经济再平衡,构建和谐社会。(摄影 曹牧天)

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年大事记

1980年4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世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表示,中国愿与世行开展长期合作。这一历史性会见,开启了新中国与世行合作的序幕。
1980年5月15日,世行执董会正式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行的合法席位。
1980年10月至12月,世行首次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对中国经济全面考察,与中方合作编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由中外专家按国际口径共同编写的系统描述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
1981年11月4日,世行第一个对华贷款项目——大学发展项目正式签约,世行提供贷款2亿美元,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8所全国重点高校购置教学科研设备、培训师资等,首次引进了现代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
1982年6月,世行批准华北平原农业贷款项目,该项目首次在农业领域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影子价格”、“机会成本”等概念,开展规范的项目经济财务可行性研究,并在公共投资项目中首次引入资金提款报账制度。
1982年7月11日至16日,世行与中国政府在杭州莫干山联合举办有关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简称“莫干山会议”)。世行官员以及世行邀请来的东欧知名专家介绍了苏联、东欧价格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建议。
1982年11月,世行批准上海、天津、广州港口项目(三港项目),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引入环境评价、社会评价和安全保障政策。
1984年2月至5月,应中国政府高层邀请,世界银行向中国派出两个中国经济考察团,并于次年向中国政府交出了《长期发展问题和对策》报告。该报告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在20世纪最后20年内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规划目标,并就如何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收入公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等潜在发展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1984年2月,世行批准鲁布革水电项目。该项目引进的先进管理经验,包括首次在土建工程中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方式,选聘外国公司参与项目土建施工等,在中国国内引发了“鲁布革冲击波”。
1985年9月2日至7日,世行与中国政府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重庆开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召开(简称“巴山轮会议”)。会议讨论了宏观经济管理理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等问题,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
1985年10月25日,世行驻华代表处成立,林重庚为第一任首席代表。
1987年5月,世行批准京津塘高速公路项目,首次在中国高速公路设计、融资、建设以及经营领域引入国际先进经验,包括在大型土建工程中引入独立的工程监理制度。
1988年4月30日,中国正式签署世行所属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章程,成为其第35个成员国。
1992年10月21日,世行主要负责私营部门发展的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在华开设代表处。
1993年6月30日,世行年度对华贷款突破30亿美元,中国连续数年成为世行最大的借款国。
1993年6月10日至1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世行在大连共同举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简称“大连会议”),世行派出和邀请国际专家15人,会上讨论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和政策措施,对中国近中期宏观经济改革提出了建议。
1995年6月15日,世行执董会批准西南扶贫项目,该项目覆盖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最贫困的35个国定贫困县,惠及项目区内350万贫困人口,是中国第一个跨省区、跨行业、综合性的扶贫项目,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最大的扶贫项目。
1997年9月23日,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世行推出《2020年的中国》系列报告,从经济、环境、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粮食安全、融入世界经济等各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1999年7月1日,由于中国连续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从针对最贫困国家的国际开发协会毕业。
2004年5月25日~27日,由世行主办、中国政府承办的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成功召开,巴西、坦桑尼亚、乌干达、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的首脑、80多个国家的部长级高官、1000多位来自政府、企业界、学术界、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的发展和减贫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2006年5月23日,世行批准《中国2006~2010年国别伙伴战略》,协助中国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
2007年12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诺向世行援助最贫困国家的国际开发协会捐款3000万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由单一借款国向借款国和捐款国双重角色的转变。
2008年2月,世行任命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世行首次任命发展中国家人士出任这一要职。
2008年,世行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第一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促进中非发展经验与模式的相互借鉴。
2009年3月20日,世行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贷款项目签字,世行提供7.1亿美元贷款,支持中国政府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该项目是世行迄今规模最大的紧急救援贷款项目。
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第二阶段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投票权从2.77%上升到4.42%,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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