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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星大法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外资政策

来源: 发表时间: 2011-02-14

● 分析中国的外资政策

Xixing DaFa and the policy about foreign capital in process of China rising
吸星大法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外资政策
■ 翟东升 陈凯

为什么中国要一手支付高利息招商引资,一手又把大量的外汇放在美元国债里获得接近于零的投资收益?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点:一是看中国靠这个“一手进一手出”的游戏得到了什么;二是看外资在中国挣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为什么要大规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仔细琢磨一下就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有许多种不同的答案,但是似乎任何一种答案都不太能把中国的事情解释清楚。在此,我们不妨先罗列一下各家的说法。
第一类说法,可以称之为“储蓄/外汇缺口论”。此论认为,在一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为发展融资,有了资金才能把农村巨量的剩余“人口”(消费者)转化成创造财富的“人手”(劳动者)。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设备、技术都需要向外部世界支付相对昂贵的代价,而在经济崛起之前,自己印的本币通常不能在国际上作为支付手段,所以,资本匮乏往往表现为外汇的匮乏。这种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说法,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显然缺乏解释力:中国以高储蓄率闻名,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不差钱”了。
第二类说法,可以称之为“技术缺口论”。此论指出,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积攒下来的钱,本身还无法转化成资本。只有当中国的钱跟各行各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技能、营销技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中国所缺乏的恰恰就是上述技术、技能、技巧。引进外资,关键是为了引进它们附带的技术。中国政府曾提出“用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希望通过中国(国有)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来实现技术从外方向中方的溢出(spill over)。但是,无论是中国内部的经验研究,还是跨国的比较研究,都会发现这种“技术缺口论”也是不足为训的。在中国,外方对自身的技术优势保护得非常严密,决策者期望的那种技术转移基本上没有发生。而且,假如你需要技术和管理营销能力,你可以高薪聘请有能力的海外人才嘛,为什么非要让他国的企业登堂入室呢?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就没有向外国资本敞开大门。他们由政府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西方资本能获得的就是债权而不是股权;所缺技术主要是靠出资购买、引进人才和剽窃模仿,而不是指望外商带来。
第三类说法,是以美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亚生教授为代表的“制度缺口论”。这一派认为中国最缺的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有效的国内制度。判断一国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关键就看它能否把各类资本要素配置到最高效的领域中去,是否能产生最高的资本回报率。黄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方面表现曾经很差,他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指的是不同性质的企业遭受了差别化的待遇。
在制度论看来,如果把政府比喻成一位偏心的母亲,那么,国企就是她的亲生儿子,怎么看怎么可爱,即便成绩再差也还是对他宠爱有加;而外资企业则是请来给儿子辅导功课的同学,是客人,需要好吃好喝地招待;而民企是丈夫从外边带进来的野孩子,在这位后妈的眼里似乎总是衣衫不整、行踪鬼祟、居心叵测,偶尔考得好那也肯定是作弊得来的。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对本土民营资本的歧视和限制,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被配置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再加上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种种因素都限制了本土民营企业的增长速度和发展空间。而与本土企业相比,这些问题对于外资企业的影响较小,所以导致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明显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了外资持续涌入中国的局面。
在融资方面,这种“比较优势”体现得最明显:长期以来,民营中小企业极难从银行贷到款,它们试图通过在民间发行债券和股票以募集资金的尝试则被冠以“非法集资”之名禁绝;居民储蓄利率压得非常低,受益者是能够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其利率远不足以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外资企业则可以从其母国资本市场很轻易地获得融资,从而在市场争夺中压倒那些效率可观而资本不足的中国民营企业,并进而并购那些资本充足但效率低下的中国国有企业。外资的涌入,本质上是中国国内金融系统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效率比拼中落败的表现。
这种“比较优势”又在各个地方省市之间的外资争夺战中被人为地放大,因为各地竞相为他们提供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行业准入、税收优惠、土地补贴、乃至地方领导的私人热线电话。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民营企业在抱怨自己政府“宁与外人,不与家奴”,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却在通过其母国政府向中国施压,要求实现“国民待遇”。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是因为外资所用的参照对象有问题:他们得陇望蜀,要求政府在招标和行业准入等方面,获得与中国国有企业(乃至央企)同等的待遇。
总之,从制度缺口论来看,中国这些年所吸引的巨额外资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缺陷的症状表现,而并非政策成就。但在中国的对内对外宣传中,却把水肿当作肌肉炫耀于人,露丑招摇而不自知。
比起前两种解释,制度缺口论当然更加具有现实解释力。近年来,中国政府显然已经认识到“市场换技术”之路走不通,认识到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得不偿失,认识到最终还是得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最近几年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一直在被不断压缩最终彻底消除。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宣布要一如既往地大规模地引进外资?
在此,我想提出一种“战略论”来提供补充性的解释。我认为,自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实际上使出了一个史无前例、剑走偏锋的怪招:吸星大法。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吸星大法是主人公令狐冲从太湖地牢中学到的一个绝招儿,可以把别人的内力吸过来,化入经脉,据为己有。他以此不但化解了自己体内原先“左冲右突的各路异种真气”,而且还吸到了不少高手的内力,武功突飞猛进。要评估外资政策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真实贡献,就需要借助吸星大法的逻辑来理解。
就外资论外资,单纯地批评超国民待遇,恐怕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发展策略的真实效果。要看清其门道,就必须把招商引资同当时的外汇和汇率安排作为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体会到决策者的苦心孤诣。
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包括一系列细节安排,其中有强制结售汇制度(2007年结束),银行外汇头寸管理制度以及事实上锚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安排(2005年之后逐步松开)。这些细节解释起来比较费事,还是打个比方好理解:赌客进大赌场里玩,进门第一件事情是把带来的现金换成赌场自己的筹码,最后离开时,赌客去柜台把剩下的筹码换成现钞或者支票走人。外资就如同是赌客,超国民待遇则好比是广告上宣传的“高赔率”,把这些赌客吸引进来。根据强制结售汇制度,他们进来第一件事情也是把手中的现钞(美元、欧元、日元、港币)换成我们自己印的筹码(人民币),他们在中国经济体中能挣到的也是人民币,将来要离开时,他们可以按照银行牌价卖出人民币买回美元。引到中国来的外资在银行柜台换到了人民币之后,外汇到了银行手中,而银行则必须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中国国内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卖出去。最后谁来接手?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便用自己印的筹码(人民币)把多余的外汇全部买下来,交给外管局存起来作为外汇储备。外管局又把其中绝大多数钱都放进了美元国债和准国债(比如由美国政府担保的房利美债权)中。
我们一方面在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又大规模地投资到美国的国债和准国债中。在这个等式的两边,一方是中国政府在外部世界的金融资产,一方是外部世界在华的资产余额。前者有官方数据公布,大约近3万亿美元;后者呢,按照媒体数据,我们这些年引入了一万几千亿美元的外资。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1000亿美元能和今日的1000亿美元等量齐观吗?显然我们要把资本的时间价值算上去。按照我的估算,今天中国经济体内所积累的外资余额保守估计大约有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我欠人家3万亿美元,别人又欠我3万亿美元,从量上看目前差不多是平的。
那么,招商引资的成本和对外投资的收益是否平衡?我们先来看看外资在中国挣多少钱。按照某位央行退任领导在一个私下场合所说的话,外资这些年来在华每年的复合经营收益率稳定在10%以上。注意!这还只是经营收益率,考虑到人民币在过去5年间的升值(汇率升值25%左右),再加上外资最初所获得的部分廉价土地和股权的增值(资产升值),全部加总折算回去,那么用美元计价,一笔外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投资,持续到现在可期望的年复合收益率达到15%以上。换言之,我们为吸引外资所支付的(美元计价的)“利息”相当高。
而我们投资美国国债和准国债的收益率又如何呢?自2002年以来,也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快速积累的时期,美元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平均在3%以下,而美元指数下跌的速度则在3%左右。所以两项相对冲,以一揽子非美货币计价,我们在美国国债里的收益率接近于零。
为什么我们要一手支付高利息招商引资,一手又把大量的外汇放在美元国债里获得接近于零的投资收益?这不就意味着中国其实是一个高息揽存的超大型庄家吗?难道中国决策者不明白这等于是在向(以华尔街为终点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纳贡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两点:一是看中国靠这个“一手进一手出”的游戏得到了什么;二是看外资在中国挣到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中国获得了什么呢?最初引进的制造业外资主要是冲着劳动力等低价要素而来的加工组装工业,它们对于中国的财富积累本身没有太大贡献。但是它们的到来又迫使产业链上下游的许多环节逐步向中国聚集,中国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借助他们找到了市场和老师,从而逐步成长和升级。仅仅十几年,中国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出口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就规模和速度而言,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工业化新篇章。身处其中的人可能更多地感受到这个过程的喧嚣、混乱与痛苦,更多地注意到拆迁户的上访、富士康工人的跳楼以及河流和空气的污染,但是假如把眼界放开一点,把中国正在发生的故事放在整个人类工业化的历史大潮中看待,你会发现:这是目前世界上60亿人口中绝大部分人所艳羡的伟业。二战之后65年来,在160多个不发达经济体中,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有几个?数量之少令人震惊。而这些成功者,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以色列,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政治和战略上依附并受控于美国。与之对比,在1992年以来的短短18年间,一个经济落后的、规模巨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能在工业化的“天梯”上爬升了这么高的距离,在政治和安全上又捍卫了自身的独立性,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吗?非凡之功需用非凡之手段,“吸星大法”的巨大代价在这种成就面前当然可以接受。
第二个方面,外资在中国挣到的是什么?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别忘了,他们获得的每年15%的高收益率,是用人民币资产和存款。当他们纷纷扩大在中国投资规模的时候,人民币汇率没有问题;当一部分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外资离开,而另一部分较高层次的外资被“腾笼换鸟”换进来的时候,人民币甚至还有上涨的空间;但是,(我是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工业化顺利完成,我们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阶梯上爬到了理想的位置,而外资出于某种主客观原因大规模地集中撤离的时候,他们会把在华资产变现(伴随着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的急跌),然后拿着几十万亿人民币找商业银行换美元。商业银行当然没有这么多头寸,大家都会把眼睛瞄向中国外管局那鼓鼓囊囊的乾坤袋。外管局会如何回答?我猜想他们会这么表态: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13亿人民的血汗,我们有责任捍卫人民的劳动成果;至于人民币汇率,市场会找到自己的均衡位置。其结果是,美元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而工业出口国的货币追随着人民币暴跌。对于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只要能控制住通货膨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本币汇率的下跌与外资的撤离难道不正是本土制造业收回失地的良机吗?到那一刻,我们可以套用美国人的口吻:这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也只有到那一刻,“吸星大法”的奇招儿才算是真正收功。有鉴于这样一种潜在场景,我奉劝那些试图套利人民币升值的游资:入市需谨慎。
未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中国崛起的战略时,外资政策与汇率政策组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吸星大法,必然是不可或缺的篇章。(摄影  常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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