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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高官解答货币政策和金融热点问题

来源: 发表时间: 2011-04-21

● 来自央行的权威说法

Senior officer of BOC 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hotspots
央行高官解答货币政策和金融热点问题
■《国际融资》记者 井华 报道

前两年“两会”期间,发改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联合举行答记者会,与往年不同,今年“两会”期间专门设立了主题为“货币政策及金融问题”记者会,央行高官集体亮相。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出席记者会接受媒体采访,回答了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热点问题

关于应对通胀

问:当前通胀压力比较大,现在社会也普遍预期进入了加息通道,但是加息又会带来热钱大量快速涌入,央行在汇率和利率上的调节是如何权衡的?数据显示CPI 2月份达到了4.9%,与1月份基本持平,如果通胀压力增大的话,下一步会不会对汇率进行一次性大幅度调整?

周小川:在全球经济危机功复苏后,通货膨胀也有所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政策肯定会是一个需要运用的重要工具。任何金融政策工具都可能有负面影响,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会使资本流入有所加大。但是,你们可能也知道,因为中国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还是有管理的。因此,我们还是有一些手段来管理资本流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资本项目的管制,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运用也是要进行利弊权衡的,如果经过比较权衡后,利大于弊,那还是需要使用的。从当前来讲,利率政策还是一个重点使用的工具。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的是CPI。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人口也多,经济规模也大。因此,我们说,汇率调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国内的价格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对于小国开放型经济来讲,这个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因此,应对通货膨胀的各项政策工具中,并不是特别侧重于汇率这项工具,因为还有其他若干项工具。我们的汇率政策和汇率改革还是要坚持“三性”,其中一条叫渐进性,也就是我们还会坚持用渐进性的办法来推进汇率改革,增强汇率的灵活性。

问:2月的CPI还有PPI的数字显示,通胀预期基本上超越了市场的预期,那么,央行未来会不会考虑采用汇率或者利率的政策来进一步控制楼价以及包括粮价等产品的价格呢?

周小川:我看目前通货膨胀预期大体处于持平的状况。也就是说,2010年12月、今年1月、2月CPI的数字,虽然还是在高位运行,但是通货膨胀预期目前相对比较平稳。按央行的说法,我们历来不排除使用各项工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根据具体的经济形势、市场上的流动性来具体地加以掌握。货币政策工具主要针对于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这些政策也会影响到资产价格,但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比较复杂,有一些工具可以直接使用,对资产价格产生影响,但是,多数工具都是间接影响。

问:您说到通货膨胀的预期是比较稳定的,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对未来几个月通货膨胀的走势是怎么看的?

周小川:关于通货膨胀走势,我觉得你可以参考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趋势。总体来讲,中国用的CPI数据有同比和环比两种。现在大家引用的多数都是同比的数字,同比的数字会受到2010年基数的影响。一般情况下这些基数比较稳定,但是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些基数非常不稳定。特别是在2008年9月以后,因为金融危机造成大幅度变动。所以我们在判断同比的数字时,要考虑基数的影响。在中国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考虑节日的影响,特别是春节。这一段时间,对于消费,对于物价,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判断一下通货膨胀预期是在不断提高,还是有所下降,还是基本稳定。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至于全年的通货膨胀,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已经讲了,全年要把CPI控制在4%左右。

问:有外媒分析,与主要的贸易伙伴相比,中国的通胀率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因此,人民币可能会继续加快升值,并且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用以对抗通胀率的提升。请问周行长,对于这种观点您是否认同?

周小川:首先,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大家说全球经济危机的复苏出现了两种不太平衡的局面,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复苏速度比较慢,中间也有一些曲折,而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主要新兴市场大国的复苏都比较强劲,增长率也比较高,因此,这带来的通货膨胀率差别比较大。新兴市场大国多数的CPI都比中国要明显高一些。发达国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新兴市场也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亚洲国家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从贸易伙伴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现在也是相当多元化的。至于说汇率问题是不是会作为应对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政策工具来进行考虑,我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大的情况下,真正管理通货膨胀的主要工具还不是汇率。

问:目前CPI高企,在长期负利率的情况下,老百姓把钱存在银行,导致资产不断地缩水,那么,负利率会持续多长时间,老百姓如何面对资产保值这一难题?

周小川:应该说,从典型的存款利率的角度来讲,央行在中期范围内应该保持存款会获得正利率,实际正利率,也就是说存款利率能够高于CPI。但是CPI有时候变动也很快,比如说去年下半年上涨得比较快,有可能利率跟不上,会出现短期的实际负利率。另外,利率调整也不能只顾及CPI,还有好多其他的政策目标。比如说可能对资本流动有影响,另外它还对整个经济,对于储蓄率,对于贷款、资金的成本,都会带来影响,所以它是综合的影响。当然,利率变化有可能不如通货膨胀变化得那么快,不如CPI指数变化那么快,因此,有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实际负利率。但是,我们大家也可以回顾中国近一、二十年的历史,从中期来看,实际利率大体为正。

问:物价上涨与流动性过剩有关,请问央行是否将继续收缩银根,是否会再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周小川:两年多以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自然会采取一揽子的刺激计划,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希望市场上有较多的流动性。您说的流动性过多会引起物价方面的变动是对的。鉴于此,根据我们对危机的走向和复苏走向的判断,大家想必已经注意到,央行从2010年1月份就开始利用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来吸收流动性。之后,从形势上来说,有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出现了欧洲主权债务风险,8月份美国经济和失业率又出现一些不乐观的情况,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些不确定性,即便现在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从那时候央行就开始注意收缩市场上过多的流动性。所以这个方法现在肯定还是需要用的,特别是今年我们的货币政策已经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会继续使用管理流动性的各项工具。当然,管理流动性的工具也不光是收缩一个方面,它主要是对适量程度的一个调节,这个适量程度就是体现我们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体现稳健的货币政策。

问:您谈到最近央行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至于在春节之前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资金紧张。前一段时间,我听人大代表上海农商银行董事长胡平西说,现在对中小金融机构来讲都面临着生存问题。我想问的是,最近听说取消了一些银行的差别准备金率,这是否意味着央行对调控信贷规模的增长已经充满了信心?另外,央行是不是还会继续使用、常态化使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整信贷规模,以替代原有的信贷额度的管理?

周小川:存款准备金主要是调节整个经济中和金融市场中流动性的总量。流动性总量的创造往往是由于基础货币的扩张所带来的。基础货币的扩张如果处于常态、可控的状态下,我们不必要更多地依靠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节。但是,有的时候基础货币的扩张存在着被动性。当流动性比较多的时候,就会产生吸收流动性的要求,而不是说流动性的管理会替代其他的什么工具。基础货币的扩张,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来说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工具是不是在什么场合下就肯定会使用或者长期使用,或者不长期使用,以及什么样的力度。也有人提出,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已经到达了极限。至于你提到的感到资金紧张,我觉得是正常的。一般来说,都会拿今年跟去年比,去年跟前年比,前年跟大前年比,大家的业务工作往往都是这样的。但今年既然是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肯定会感到今年的资金流动性比去年紧,我觉得这正好反映了落实执行政府所决定的经济方针,这也是我们货币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具体每个机构的资金状况是紧还是不紧,或者紧到什么程度,是和机构自身有很大关系的。要看它自己的财务状况怎么样,它的市场和客户的状况怎么样。另外,也取决于它的选择。货币政策的意图是希望在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后,全社会少上一些新项目,只要少上一些新项目,企业手中的资金仍然可以支持正常的生产、消费、出口,这些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但是有些机构,可能仍旧对上项目的融资、对大项目非常感兴趣,在那些领域花了很多钱,结果其他的客户可能借不到钱。因此各个机构的情况各不相同。总体来讲,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基础相对弱一些,所以可能有一些机构会觉得资金紧一些,但也不完全是这样。至于你提到的差别准备金制度,我们是从2004年开始出台的,体现了宏观调控的要求,也体现了结构性的要求,就是鼓励经济结构和鼓励大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结构的优化。迄今为止,有一些概念已经被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范围内。宏观审慎管理强调了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也强调了它的信贷活动和业务扩张应该和经济周期逆向走,而不要老是顺向走。顺向走,当经济过热的时候会越来越热,冷的时候又会越来越冷。我们使用差别准备金正是为了进行逆周期调节,而且这些差别存款准备金都是有期限的,比如有的给的是3个月的期限,3个月后,它就到期了。

关于人民币跨境结算、开放资本项目及离岸人民币中心

问: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试点,同时中国正在继续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能不能就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样一个进程给出一个时间表?比如说人民币会在2015年或者在2020年成为一种完全可兑换的货币?

胡晓炼:跨境人民币贸易去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以及在部分海外项目的融资、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以及部分以试点方式开展的外商用人民币在境内的直接投资,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和市场的需求是相匹配的。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需要一些条件来配合,其中你提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我认为是人民币跨境业务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从充分和必要条件来说,在现阶段,它还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很难说它在现阶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目前中国资本项目正在可兑换的进程之中,还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在这种环境下,人民币的跨境业务仍然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看,一方面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们既定的目标,要继续推进;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两者又有互相促进的关系。可以设想,资本项目越来越可兑换,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会越来越有利于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而我们相信,人民币跨境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有一定的需求和促进作用。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没有一个时间表,应该说,目标设定以后,速度进展得如何,主要取决于各方面的条件。我们认为,现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相信,在未来的5年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有比较大的进展。但是具体哪一天完全实现可兑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条件,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时间。

问:国家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支持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香港人也很喜欢投资人民币。最新数字显示,香港人民币存款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有一个估算,未来5年内可能会达到2万亿的数量。但是有些人认为我们每天兑换上限只有2万元,比较少一点。请问什么时候会考虑放宽2万元的限额,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提高这方面的限额?

胡晓炼:过去一年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是非常快的,据我们统计,在跨境贸易结算里面,香港在整个份额里的占比超过了70%,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也增长到了3000亿。香港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去年也非常快,一年的发债量超过了350亿。所以,在今后“十二五”期间,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业务,我们相信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至于你说的是不是能够发展到2万亿人民币,各方面都有一个预测,但是现在香港人民币的存款量占整个香港全部存款的比重,也就是6%左右,还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比重。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来自香港的个人,也包括金融机构,对于投资境内金融市场都有很高的兴趣,我们在2010年也允许三类金融机构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其中包括香港的清算行以及一些跟清算行有业务往来关系的银行。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发展,也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目前重点是鼓励它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主要是对贸易和投资方面,我们的政策非常宽松。个人业务,相信会在未来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政策也会逐步宽松。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要对境内个人人民币回流的真实投资动机和对国内的一些影响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不是提高限额。

关于外汇贮备、汇率、利率及黄金等

问:央行包括外管局在外汇储备多元化方面有什么考虑?有没有可能会减持美国国债,增持黄金储备或者是矿产资源类的储备?

易纲: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得比较快,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官方外汇储备。中国的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从多元化上讲,一是在币种上多元化,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这些我们都有。同时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我们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关于美国国债、黄金和其他大商品储备的建议,我觉得在储备多元化一揽子资产配置的时候,对这些都会考虑,但是限于市场的容量,我们投资的考虑应当是比较慎重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货币多元化和资产多元化的前提下的投资,是通过大量研究后决策的。我们在综合考虑各种资产的安全性、市场深度包括市场容量有多大、还有其他的收益性以后,在充分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多元化的配置。这种多元化的配置,实际上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外汇储备资产运用的安全和回报的稳定。所以,这方面我们会继续进一步做工作,继续完善。

问:中国国内投行机构普遍预测今年人民币升值大约达到5%,对此怎么看?

周小川:经济学家还有投行都可以做预测,但关于汇率政策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2010年6月份开始进一步推进的汇率改革是为了增强汇率的灵活性。我们在外部条件还不完全知晓的情况下,比如说市场供求,不好说一年的市场供求现在都掌握了,也不好说一篮子货币,比如说欧元对美元、日元对美元的一年变动情况现在都已经掌握了。因此从央行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会说一年会怎么样。

问:央行考虑提升利率的时候,通常要考虑到哪几方面的条件?

周小川:关于利率政策的考虑,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你问这个问题,把事情还是说得简单了一点。不是说光看哪几个变量,然后就能得出这个利率变或不变。货币政策服从的是多个目标,既要保持物价稳定,同时又要维持经济的合理增长,还要保持比较高的就业率,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要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几个作为最终目标,多数时滞性都比较强。从货币政策出台,到影响这几个目标的变化,往往会有几个月到一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的滞后,所以又引入了很多中间变量,比如M0、M1、M2。我们最近除了观察贷款总量以外,还注意观察社会融资总规模。也就是说,还有很多中间变量都会反映整个经济情况对货币政策的需求。反过来讲,货币政策对工具的选择又不是一个,可以选择好几个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可以使用存款准备金、可以使用利率、可以使用汇率,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而且利率的档次还分了很多种。有一组变量以后,就会有一组选择。对这组选择还要评估一下,最后用什么样的组合来做。此外,这些政策还不仅限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还要跟财政政策相配合,还要跟结构性政策相配合,实际情况可能比您说的要复杂一点,所以很难说哪几个变量导致利率的调整,调整多少。

问:中国人对黄金比较感兴趣,是不是对他们来说,黄金是比较安全的投资?刚开始中国老百姓都是把钱投资在股票上,后来又对房地产比较感兴趣,就又把钱投资在房地产上,现在政府对房地产有了比较新的严格的政策,又对黄金投资。中国政府最近要推动消费,为什么中国人老不愿意消费而总是投资呢?问题在哪儿呢?

周小川:中国始终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按年度来排序的话,2010年中国自己的黄金开采量是世界第一。从黄金的消费量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老百姓在金银首饰方面的消费量非常大,后来就趋于平稳,目前实际上是比较平稳的状况。中国有一部分工业用金,主要是电子工业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居民也会购买黄金。因此,我们虽然产量不小,但是年年还都进口一部分。当然这个习惯也是逐渐改变的。相比来讲,印度人消费黄金比我们还多。总的来讲,没有太突出的变化。但是,近年来,确实看到黄金消费量有所增长,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黄金价格最近这段时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涨得太快,所以给大家很多的吸引力。当然,有些人会期望它还继续不断上涨,但是这应该说会有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在各种投资品种中,就像您说的,老百姓会对各种投资品种进行选择,究竟哪些投资目前收益比较大,风险比较小?在当前市场阶段,很多人认为,可能黄金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方向。我认为,应该尊重他们的自主判断。但是要说未来的话,各种判断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都面对着他们自己需要管理的风险。对中国投资者来讲,我们目前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可供投资的选择相对偏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开拓出更新的渠道,更新的金融服务,也许还有新型的金融机构来帮助各种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适应他们的口味,为他们提供投资的选择。你所说的投资比较多,消费比较少,从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例来讲,中国现阶段投资占比太高,消费占比偏低。但是2010年情况有所好转,每个月的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有好几个月都在19%左右或者19%以上,多数月份也都在18%以上。这说明,中国政府关于扩大消费、鼓励消费的政策正在逐渐产生效果。当然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改变大家的习惯和大家的理念。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老年人消费比较谨慎,年轻人也有很多是负了债,大举消费,各种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组别都存在,但是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向变化,只是不会变化得非常迅速。

问: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和澳门元实行联系汇率,同美元挂钩,人民币不断升值,使得港澳地区的通胀率加大了。最近在澳门拱北口岸,100澳门元只能换到81元人民币,当然对于内地人去澳门旅游确实挺划算的,都打八折了,但是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就感觉到物价上涨,也推动楼价不断上涨,澳门特区政府对这个特别关注。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澳门的肉菜食品大部分都是从广东省和内地进口的,因此,物价就会推高,2010年12月份澳门的CPI也超过4%了。

易纲: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澳门同胞非常关心的问题。按照《基本法》,港澳都是“一国两制”的安排,这个安排里都包括了对货币当局和货币的安排。澳门元和港币实行和美元挂钩,这个制度已经很多年了,多年来这个制度在稳定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最近的发展,你讲的这个现象是一个大家都注意到的现象,我觉得,中央银行会支持港澳的货币当局按照基本法保持港币和澳门元的稳定以及市场的稳定。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的金管局以及澳门的金管局都有很多的安排和合作,包括信息的沟通,此外还有两地、三地的金融工作小组都在经常性地研究大陆、香港和澳门在金融方面的安排和问题,也不断地在改进沟通的机制和出现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合理的处理。 有很多同胞建议,历史的沿革是美元的资产比较多,我想,目前大的格局仍然是“一国两制”,货币当局和货币的安排这种大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具体的在投资的安全性和多元化方面,我想各部门也在积极的考虑之中。但是当前的主调,是在目前的框架下不断地改善中国国内的机制,来支持香港和澳门反通胀,并且把金融市场做得更加有效和具有竞争力。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问:中小企业对银行资金较为依赖,现在的情况是资金很紧张,银行就会顺势抬高贷款利率,中小企业根本就没有议价能力,很容易受伤,请问在紧缩政策下如何避免不伤及中小企业?

周小川:2010年以来,中小企业的贷款比重有大幅度提高,过去在银行贷款汇总数据里面,大企业占的比重相当大,中等企业少一点,小企业比例比较小。2010年实现了“三三制”,银行体系总的对企业贷款里,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三个组别贷款总量基本差不多,各占1/3,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至于说在宏观形势变化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以后,资金价格会有所上升,这是正常的,大中小企业可能都要承受上升的利率,这是必然的。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小企业承受的上升幅度可能会偏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继续鼓励商业银行更多地关照小企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小企业贷款。很多商业银行也都是有这方面意识。另一方面,要求商业银行有更好的定价能力。确实,在经济条件不一样的情况下,银行会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有区别的风险定价,对偿还能力比较好的、风险比较低的企业,在定价方面应当与那些风险比较高的企业加以区别,这样可使小企业感到有更加公平的待遇。再一条,我们也鼓励小企业要在市场上有所选择。不同的银行,可能对你的态度不一样,对你的看法不一样,给你的价格也不一样,这个要有所选择。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讲,我们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使我们的征信系统更多地包含中小企业的数字。现在凡是有贷款历史记录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已经纳入了征信体系,征信体系可以给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各方面的数据,使得他们能够了解企业的资信情况,从而使他们的定价,包括风险定价,都能够更为准确,这样有利于中小企业。当然,对中小企业应该也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刀切”的。

问: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当时有人惊呼“狼来了”,担心中国金融机构在直面境外金融机构竞争时会处于不利地位。现在10年过去了,您认为中国金融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国际化条件下的金融国际竞争?

刘士余:中国加入WTO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可以说是中国金融业大开放、大改革的10年,也是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最快的10年。这10年当中,我们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把金融机构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一个基础,即重塑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稳健性来抓大放小的。所谓抓大,就是把原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或者国有银行改造成股份制的上市银行。抓小就是抓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因为它面向“三农”,面向县域经济,服务的受众体是最多的。通过这几年的改革,国有银行都成为上市银行了,他们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比例、资本充足率、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大家都可以从上市公司的报表上查到。总体来看,目前情况下,国有控股银行的资产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以及股市的市值在国际上的排序还是比较靠前的。当然,最近有一些国际组织按照系统重要性的评价,把我们一些大银行在国际上的排序有点往后调了,这个事情是个好事,会给我们一个警醒,保持冷静的头脑。但是我们的银行,财务数据是一个方面,但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的真正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同类银行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下一步,在公司治理完善方面,包括股权结构优化方面,以及它的资产配置和组合方面都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当然现在跟过去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一样,现在这些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他们有股东大会,有董事会,也监事会,还有高管层,对他们的改革,我们首先要遵循这些上市公司本身依据法律所拥有的权利;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外向性以及经济的全球化,还要支持这些大银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小机构的改革方面,我们仍然是要以资本充实和财务稳健为主推进他们的改革,让他们更好地服务于“三农”,服务于小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环境方面、监管规则方面,还会做一些调整,以更好地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更好地创新,增强他们服务的活力。(摄影  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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