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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与经济全球化相融的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

来源: 发表时间: 2018-04-23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B&R construction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推进与经济全球化相融的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
■ 国际融资记者 艾亚 综述报道

自2013年9月,中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以高铁、汽车、通讯为代表的国产先进技术装备不断走入沿线国家;由中国承包商承建的港口、公路、水利等1600多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开始造福各国人民。2014年至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为沿线国家创造了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各参与方在竞争方式、商业模式、融资渠道等方面较多延用传统思维,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李谠: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到今天,量的扩张固然重要,质的发展更值得关注

2017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7217份,其中绝大多数依然是通过银行贷款+企业施工的方式,企业间低价竞争带来的工程质量问题也屡见不鲜,只注重资源开采和赚取外汇却无视所在地环境和民生的案例也时有出现。另外,“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近三年来一直处于小幅下滑,海外资金和民间资金仍然比较谨慎,涌入“一带一路”的投资仍然以国家资金为主。
鉴于此,李谠委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到今天,量的扩张固然重要,质的发展更值得关注。根据中共十九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基于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建设,才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生,与经济全球化相融,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目标相符。为了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李谠委员提出如下五点建议:
第一,以全球化视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这种思路不仅适用于当前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应将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地宣传,削弱当前西方国家民族主义和敌对情绪,为企业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为沿线投资提供经济、外交保障,与各国政府尽快签署双边经贸和投资协定。同时应不断加强沿线各国民间往来和文化合作,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形成政治、经济、民间上的多重保护。
第二,研究多元化的境外担保方式。目前,为“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提供出口信用保险的机构只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一家,建议参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模式,研究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合资的担保机构,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更多元化的保险支持。
第三,提升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质量。金融机构应加快“一带一路”沿线的网络布局,为企业提供更灵活、更便利的融资支持。在重点国别、关键项目上,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可在管理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参考国外银团/商社等的发展经验,为各方合作探索更紧密的股权融资模式。
第四,要求“走出去”的企业把项目质量放在首要。“一带一路”沿线很多项目关乎各国民生和福祉,项目质量上的瑕疵不仅影响企业品牌,更有损国家声誉。建议参与建设的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合适的市场,承担合适的项目,杜绝价格上的恶性竞争,任何时候牢记质量优先。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工程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起到良好的宣传。
第五,引导“走出去”的企业尽快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一是提升国际化经营的质量。既要运用传统的总包+融资(EPC+F)模式,也要加快向产融结合、跨界合作、区域综合开发等新模式的转型;二是提升资产配置的质量。既要重视在能源、采矿、工程建设等传统行业的发展,也要瞄准医药医疗、高端制造、互联网、电商等创新领域的投资;三是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既要看重商业计划的短期规模和效益,也要考虑到东道国的就业和税收。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
集行业之力,加速搭建“一带一路”国别风险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海外风险管理能力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中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增长,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的风险保障需求也将随之快速增长。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保险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识别与管理能力不足,以及尚未搭建完善的属地服务网络,从而导致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显。孙洁委员具体总结归纳了三点:
第一,总体偏重高风险地域,整体风险识别与定价能力较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多位于西亚、北非、拉丁美洲等地区。这里的部分国家常年伴随着政局动荡、恐怖主义、宗教信仰和经济萧条等风险。中国企业走向这里将可能面临较高的政治、经济、法律风险和违约风险。而中国国内各保险公司目前对于海外业务的定价仍多参考中国国内同类风险数据及国际再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系统或国际流行的巨灾模型进行测算报价,自主科学的定价工具尚不成熟。加之价格竞争是长期以来中国承包商的主要竞争手段,使得企业通常采用最低投保策略,只买“必须买”的保险,简单参考中国国内同类保险费率,未能充分考虑当地风险特征和市场费率惯例,造成保障不足的现象。
第二,企业对保险保障需求将由单一险种向更多元化转变。从险种需求角度,企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直接投资在各自不同阶段都分别会产生保险需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相应涉及的险种也将覆盖产险的多个险种。若中国国内保险市场无法为全险种提供服务,就可能造成保险保障不足、过度依赖外资(再)保险公司的现象。
第三,中国保险企业普遍缺乏提供当地服务的海外机构。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保险公司或保险集团自身缺乏境外分支机构。目前中国共有12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了38家保险类营业机构,海外分支机构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对于中国海外利益相对集中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保险公司基本没有服务网络,各家能够联络的当地服务资源基本不共享。
针对上述问题,孙洁委员建议:
首先,集行业之力,加速搭建国别风险管理平台,全面提升海外风险管理能力。在中国(再)保险承保经验的基础上,加速搭建海外风险识别平台、模型以及自主定价工具。通过向行业内调研、收集整理各国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和第三方风险报告研究等方式,评估各国政治风险数据与等级,梳理出合作方要求、中国国内自留比例、强制再保比例、再保接受人资质要求、外汇管制规定等信息,为中国国内保险公司经营中国海外利益业务时高效寻找潜在合作伙伴、规避政策与法律风险提供平台支撑。
其次,中国国内保险公司应加大创新产品研发力度。除了当地环境、项目本身等通用风险因素之外,中国海外利益也有自己的风险特点。中国与当地的政治关系、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工程经验、技术实力、特殊的诉求等都应是为中国海外利益提供合理风险保障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中国国内保险行业应积极探索并设计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产品,填补国际市场的空白,更大程度地满足国家建设的市场需求。
其三,加速搭建海外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属地服务支持。由于中资保险公司在境外设立的机构极为有限,海外项目在不同阶段存在风险查勘、防灾防损、理赔服务困难的问题。加速中资保险公司的海外布局以及建立海外服务网络,通过深入了解本地文化、法律和监管制度,有助于在项目前期开展现场查勘,有效准确把握项目实际风险情况,开具合理的保险条件。在项目中期,及时了解并监督项目风险情况并有针对地提出风险控制措施。在项目后期一旦出险,降低对第三方机构的依赖、缩短理赔周期、减少理赔成本。同时有效避免当地公估人、检验人与被保险人串通的道德风险。以专业化、国际化的保险保障和一站式、全流程的保险服务为中国“走出去”保驾护航。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
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贺强委员认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已经从线上渗透到线下,基本覆盖了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同时,移动支付开始向交通、医疗、教育与政务等垂直领域拓展,极大地推动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已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在交易规模与渗透率上全球领先。中国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近150万亿元,位居全球首位;全球知名调研公司益普索(Ipsos)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渗透率高达77%,遥遥领先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位居全球第一。
其次,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在安全可靠性上国际领先。中国移动支付企业积极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识别等技术创新,防控金融风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根据市场主要支付机构的数据披露,因支付风险而产生的资金损失比率低于百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领先支付机构千分之三的水平,同时也低于中国国内信用卡万分之一左右的资损率。
其三,中国移动支付产业“走出去”,提升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目中的形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盛赞中国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称之改善亿万人民经济生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表示希望把中国移动支付经验引进本国。国外使用中国移动支付的居民,切实感受到了便利,对中国国家形象更具好感。
贺强委员同时指出,从目前看,存在着影响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国际领先地位的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国内支付创新受到抑制,影响了国际竞争力。近几年,“伪P2P”、“伪现金贷”企业引发了一系列风险案件。为此,管理层加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而第三方支付由于实行持证上岗、规范管理,虽然并没有产生较大风险,但是也受到加强监管的影响。例如:限制支付额度、限制远程开户等一些举措,在强调风险管理的同时,也对移动支付的市场创新活力产生了抑制。
第二,中国支付产业“走出去”在标准制定上缺乏话语权。长期以来,国际上的支付标准由维萨和万事达卡等西方银行组织发起的产业联盟EMVCo 制定,全球银行和商户必须遵守这一“西方标准”。针对中国领先的二维码支付,EMVCo也在2017年制定了“西方标准”,并在全球推广。中、西两种标准的技术兼容难度较大,一旦EMVCo标准成为主流,将使中国移动支付产业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
为保持中国移动支付全球领先地位,贺强委员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要将移动支付作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国策的核心战略,为移动支付创新与“走出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应支持企业进行具有社会意义的创新,如试点生物识别应用于偏远农村地区的远程开户等。以做强中国国内移动支付为基础,为“走出去”完善配套政策,进一步提升移动支付的国际竞争力。
其二,支持将移动支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鼓励中国企业与国外机构合作。中国移动支付具备国际领先优势,周边国家也存在迫切的需求,我们应该从政府间交流、外汇管理、信贷政策等方面鼓励中国企业与国外机构合作,造福沿线人民。
其三,鼓励中国企业牵头制定国际支付行业标准,增强“中国标准”的话语权。中国国内移动支付的用户体验和安全性经过市场多年检验,政府应鼓励中国支付企业全球推广“中国标准”,勇于与“西方标准”竞争,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
其四,加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不同移动支付标准融合,建立区域级移动支付互联互通的世界标杆。目前,香港金管局在当地推广EMVCo二维码支付标准,导致内地和香港在标准上不一致,影响了两地支付互通体验。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移动支付互联互通试点。这既有助于区域贸易和金融效率的提升,也有助于港澳与内地经济深度融合,对地区繁荣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摄影 杜秋 陈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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