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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1期

来源:国际融资 发表时间: 2004-11-02

机构·区域

规划先行 融资推动
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
举办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各类城市,特别是中小型城市以及建制镇不断增加。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居住环境急需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城市规划缺乏经验,规划水平与规划的前瞻性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不久国家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联合主办了 “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表示:我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通过规划先行,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与资源供给约束之间的矛盾,解决好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融资需求与落后的融资体制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在金融上,就是要把金融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积极发挥金融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认为,科学推进城市化发展,必须解决好两方面的突出问题。首先,要通过规划先行,解决好城市化进程与有限的资源供给约束之间的矛盾,实现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发展。其次,要解决好日益增长的城市化融资需求与落后的融资体制之间的矛盾。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金融体制瓶颈十分突出。陈元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促进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打通城市化发展的融资瓶颈。
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女士通过视频在研讨会上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使中国城市在经济上更具竞争力,在环境上更具吸引力,在金融支持上更有持久性。她说,中国需要逐步改进目前在城市规划和融资方面的做法,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独特的魅力。
为了办好此次研讨会,世界银行学院和国家开发银行邀请了来自欧美多个国家和中国国内的城市规划方面的知名专家与资深学者,市政工程领域的著名跨国公司代表,以及国内近40个大中城市的市长和有关职能部门的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不仅规格高,而且涉及面宽,具体的议题包括城市土地使用、城市规划与融资推动、城市功能布局、城市发展定位、高科技城市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会上,中外专家介绍了国内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以及一些成功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案例,如温哥华、巴黎、斯德哥尔摩等。
本刊在众多的发言中,选用了几篇,以飨读者。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在哪儿?

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常驻中国首席代表杜大伟先生是一位资深研究专家,在投资环境和增长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投资环境的优劣是检验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硬指标。获知他将在国家开发银行与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上就此问题发表演讲,本刊记者率先采访了他,就如何提升中国城市国际竞争力,以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国城市的投资环境究竟怎样?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一系列读者关心的投资环境问题,请他发表了看法

焦点话题

编者按:愿争鸣对中国发展带来正面效应

我刊记者多次采访过郎咸平教授,近期由郎咸平教授引发的纷争,不得不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这场争论始于8月中旬,愈演愈烈,学者、企业家、公众、律师、政府、几乎你能想到的社会角色都被卷了进去。我们惊诧90%以上的网民坚定支持郎教授,却极少有主流经济学者赞同郎教授的意见, 对于学术界的态度,郎咸平一直非常无奈,8月我刊记者与他的见面中,他反复再三这句话:我相信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不能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见,那真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记得他曾这样问过记者:“你相信真的有那么多巧合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我精心设计的结果呢?我为什么不甘于只做一个教授呢?那是因为我的所学所思所想都是为了完成一个伟大的革命,我义无反顾地冲击,永不言败,没有任何妥协,其实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目的就是想引起政府的震动,并将一切还之于老百姓。”
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是我刊的重要作者,他与郎咸平同是长江商学院的外聘教授,他不同意郎咸平的观点,他说:“如果要在国企与民营中选择的话,毫无疑问民营是最好的选择,在人类文明史上,靠国营发展起来的国家几乎是没有的。国营主要是19世纪末,尤其是‘二战’以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大的实验。这个实验主要在前苏联和东欧等地区。”
在陈志武眼中,当代中国,我们需要的是良好的制度。 国有企业改革=民营化, 应该改为 国家富强=有效的有限政府+活跃的民间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决不能转向,中国的公众不能再当实验品了。
陈志武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平时很难从他脸上读出过多的表情,这也许是作为金融学教授长期严谨的理性思考和建立众多的数据模型的缘故吧。但每次采访记者却能看到了他对中国现实思考极其丰富的情感状态。采访中间,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带出的种种问题时,他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眼泪。虽然记者很难完全理解这位在美国居住工作了十多年的学者,但他对中国的感情与牵挂却带给记者无尽的思绪。
尽管有学术之争,但陈志武和郎咸平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许是某些相似的经历使得他们有太多可以交流的内容。
陈志武来自湖南一个落后的农村,在中国上完大学和研究生后,带着几十美元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完成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之后到俄亥俄大学任教,最后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过去贫寒而简陋的乡村生存和目前富足而充实的城市生活在他身上对比应该是强烈的,也许正是这种对比让他思考更多的问题。
郎咸平则自称,上初中以来经常大部分科目不及格,个头又小,总被“修理”,时常担心会被留级。就是这个不快乐的少年后来勉强考进了一所末流大学,大学一年级快结束时突然发力,一跃成为明星学生,之后居然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再之后就是当记者,服兵役和结婚。1983年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上个世纪90年代到中国大陆,因他成功预言德隆的倒台和大胆抨击TCL、海尔、柯林格尔等一系列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被人称为“中小股民的代言人”,中国经济学“教父”。
出于对这场争论的关注,继上期《“郎旋风”引发震荡》一文之后,我们再次刊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陈志武教授针对郎咸平的观点专为本刊所撰写的文章,一篇是本刊记者独家专访郎咸平的文章,焦点仍然是民营经济。我们无意评论他们谁对谁错,而且对学术争论做出对错的评价似有些荒谬,但是我们希望这场争论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正面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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